查皮博客@blogbus

2009年07月03日

傲慢与偏见：iPhone入华受挫调查 - [IT业界]

第一章捆绑运营商未果

　　6月9日，苹果推出了第三代iPhone3GS手机，存储容量升级至16GB和32GB两个版本，价格维持原来的199美元和299美元，该产品6月19日在美国正式发售。而8GB的iPhone仍将继续销售，但售价降至99美元。

　　遗憾的是，这一切与中国消费者似乎关系不大。5月17日，中国联通WCDMA试商用启动，iPhone并不在定制范畴，意味着苹果在失去中国移动之后，又失去了中国联通。在其他国家游刃有余的苹果，在中国市场再次陷入被动局面。

　　分析认为，是苹果血液里流淌的“傲慢因子”令其美梦幻灭——苹果CEO史蒂夫·乔布斯的双脚甚至从未踏入这片被跨国公司CEO竞相追逐的热土。显然，对于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苹果的分析还不够透彻，在与垄断色彩仍然浓厚的中国运营商谈判时，它始终不肯放下架子作出变通，沿用了与其他国家同样的谈判条件——要求对方提供高比例的收入分成以及高额的终端补贴，并坚持通过在线商店向用户出售iPhone应用程序。这导致几次谈判均以失败而告终。

　　道不同不相为谋

　　苹果有全球最具号召力的移动终端，中国移动有全球最多的移动用户，如果双方能结为秦晋，无疑会缔造双赢的大好局面。

　　2007年6月29日，iPhone在美国上市，从纽约时代广场到洛杉矶迪斯尼，掀起了排队购买的狂潮。中国移动目睹这番场景后，于2007年8月主动向苹果“示爱”。

　　2007年11月中旬，中国移动总裁王建宙首次对外称，公司正在跟苹果进行谈判，iPhone将很快在内地销售，这吊足了中国苹果粉丝的胃口。也许是王建宙太过自信，也许是乔布斯太过悭吝，双方在谈判过程中存在严重分歧。

　　当时，苹果已与多家移动运营商签署了专属协议，其中包括美国的ATT、英国的O2，等等。按照协议，苹果将会从对方收取用户音乐、游戏、视频下载费用的分成。iPhone售价不高，但消费者必须与运营商签署协议，苹果从运营商手中分走一笔可观的收入。以ATT为例，签署iPhone服务协议的新用户，苹果每月可从每位协议用户中抽取高达11美元的分成，这开创了通信史上的一个奇迹。

　　在欧美市场的成功，让乔布斯自信地认为，自己开创的模式放之四海而皆准。据接近王建宙的消息人士透露，乔布斯要求中国移动接受这种模式，并表示这是谈判的前提。

　　“我很不喜欢苹果这样的态度。”习惯了“我的地盘我做主”的王建宙，狠狠地扔下了这句话。

　　中国移动内部人士对《IT时代周刊》记者表示，移动公司对苹果是有诚意的，王建宙派出了以数据部部长高念书为首的高层飞抵加利福尼亚的库比提诺(苹果总部所在地)，与对方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拉锯式谈判。但2008年1月15日，中国移动向外界证实，双方谈判已终止。

　　“我们确实与苹果就引入iPhone进行了长期磋商，但对方提出20%-30%的分成比例，让我们无法接受。”高念书认为，中国移动不认同苹果控制价值链的做法。

　　在乔布斯看来，中国移动的诚意还不够，其他运营商与苹果接触时，都是一把手亲自上阵，而中国移动仅派出一个数据部部长。“我们只是同中国移动的一位代表会见了一次，既没有所谓的激烈谈判，也没有所谓的‘已经终止’或‘正在进行’之说，这不过是有人在编造。”当被记者问及与中国移动在引进iPhone的谈判是否终止时，乔布斯曾这样回答。

　　2008年7月11日，3G版iPhone在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上市，再次制造了排队抢购的风潮。仅上市第一天，这款手机就售出了27万部，一周之内实现了100万部的销售纪录。但苹果在与部分欧洲运营商合作时，谈判条件已经出现了松动，它放弃了原有的收入分成模式，改用运营商补贴用户的方式，这让中国移动重新看到了曙光。王建宙表示：“中国移动与苹果最大的障碍已消除，因为对方不再搞利润分成，现在只剩下工作层面的问题。”中国移动再次派出以高念书为首的代表赴美国与苹果谈判，王建宙也亲自出面与乔布斯举行多次越洋视频电话会议。

　　出人意料的是，苹果与中国移动产生了新的冲突——中国移动无法在补贴额方面与对方达成共识，并认为iPhone在内地600美元的出售价过高。为吸引更多用户，苹果在其他国家已把3G手机的价格削减了一半。8GB版的售价为199美元，16GB售价为299美元。而之前，16GB版本售价为499美元。在中国移动看来，这种区别对待含有明显歧视，极不公平。

　　王建宙真生气了。在2008年9月的美国达沃斯论坛上，他口无遮拦地冲出一句，“iPhone不是我们的唯一选择！”

　　就在大家以为苹果移情别恋，与中国移动彻底无缘时，2009年2月11日，王建宙又站出来辟谣，称双方的谈判还在进行之中。

　　但谈判依然不顺。苹果坚持通过网上商店直接向用户出售软件和应用程序，这就绕开了中国移动，直接从客户手中获得收益。而王建宙认为，应该由中国移动来运营应用程序商店。双方在移动互联网战略上的冲突，最终导致谈判走入死胡同。

　　据美国当地媒体透露，苹果在跟中国移动的谈判过程中摆出了十足的架子。当助理走进乔布斯的办公室，告知中国移动的客人已到时，乔布斯埋着头，只顾忙自己的，良久才从嘴缝挤出一个字：“谁？”

　　他的助理战战兢兢地回答道：“数据部部长。”

　　得知王建宙不出面，乔布斯满脸不悦，把杯子狠狠地击在桌子上，未喝完的水溅了一地。乔布斯极不耐烦地对助理说，“你自己处理就行了。”怒气歇下后，他才打电话给蒂姆·库克(首席运营官)，吩咐他去参加谈判，并告诫他在态度上要强硬，不能让对方讨价还价。

　　《IT时代周刊》了解到，中国移动不愿放松对互联网内容的控制权是早有准备的，在与苹果谈判的同时，也在筹建自己的在线商店(MobileMarkter)，与苹果的AppStore如出一辙。此外，这两年来，中国移动一直在开发基于谷歌Android平台的OMS操作系统，并联合联想推出OPhone，公开向iPhone叫板。它还在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两次在公开场合强调OPhone的上市时间。而在今年4月，中国移动相关人士甚至放言，OPhone无论如何都不输于iPhone。

　　中国移动既然已经开发出自有操作系统的手机，其引进iPhone的意义已经不大。如果两者同时由中国移动销售，不可避免将出现同室操戈的局面。

　　分歧不仅仅体现在分成模式上，按照规定，进入内地的手机必须去掉Wi-Fi无线模块，这意味着iPhone失去了大部分功能，这一建议未被对方采纳。而在行业人士看来，它们早在2007年就有过节。正当谈判进展得如火如荼时，2007年11月6日，谷歌宣布33家终端和运营企业加入开放手机联盟，将共同开发名为Android开放源代码的移动系统，中国移动赫然在列。中国移动加入苹果竞争对手的阵容，就意味着它们今后道不同不相为谋。

　　如今，中国移动改变了过去的急切心情，“中国移动的大门一直向苹果敞开，但是双方的合作要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才能进行。”王建宙撂下此话的弦外之音是，除非苹果主动找上门来，中国移动再也不愿委屈身段了。

　　“三角恋”搅局

　　中国移动掌门人王建宙与中国联通老大常小兵每次见面，总是面带笑容、问寒问暖，让外人觉得两家运营商很和谐。但背地里它们却一直在暗中较劲，似乎有着“深仇大恨”。

　　2007年11月，澳门路氹区，GSMA大会在这里隆重举行，尽情领略宜人风光后，王建宙首次向公众透露了与苹果的接触情况，期间还调侃起“一毛不拔”的乔布斯来。然而，王话音未落，中国联通副总裁李正茂就出来放话：“我对引入iPhone持开放态度。”这场原本属于中国移动与苹果两家公司的谈判，因为联通的加入，演变成了一场“三角恋”。

　　中国联通不承认自己在搅局，称公司引入iPhone的想法不比中国移动晚。iPhone的火爆场面，早就引起了公司副总裁李刚的注意，并组织相关人士讨论了应对策略。2007年底，中国移动与苹果谈判搁置的消息传出后，中国联通便向苹果伸出了橄榄枝。

　　2008年1月，联通华盛总经理于英涛(与苹果谈判的核心成员)表示，“尽管运营商不愿与手机厂商分成，但随着这些企业向互联网转型，我们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这显然是在向苹果示好。

　　但在选择合作伙伴上，苹果当初更倾向于实力强劲的中国移动，这种想法直到2009年1月7日联通如愿获得WCDMA牌照才有所改变。

　　中国移动与苹果的谈判中断，不仅仅是收入分成、终端补贴以及互联网策略方面的问题，中国移动还要求对方开发TD版的iPhone。在市场前景不明晰的情况下，这让苹果无法接受——重新开发一种制式，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苹果抓住了一个把柄，即TD终端的严重匮乏已经成为中国移动的硬伤。为了壮大TD手机的研发队伍，王建宙曾不惜霸王硬上弓，多次警告洋品牌，“如果不提供TD终端，将拒绝采购它们的2G产品。”而跟联通合作，就没有这些顾虑，做WCDMA版的iPhone，苹果只需要针对中国市场修改小量的程序。

　　今年2月中旬，中国移动和苹果谈判再次破裂的消息传出后，中国联通迅速成立特别小组与苹果公司展开谈判。舆论的关注点开始转移，有消息称iPhone将于5月17日正式由中国联通销售，上海联通甚至将WCDMA版的产品挂在网上。

　　中国联通由原来的配角变为主角。业内人士认为，中国移动有超过4.5亿手机用户，失去iPhone对其影响不大。但中国联通不同，其用户数还不足中国移动的1/3，再加上刚剥离出CDMA网络，它急切希望一种有影响力的产品来开发高端客户，挽回颓势，以对抗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

　　3月8日，联通副总裁李刚、联通华盛总经理于英涛以及个人事业部总经理谢国庆一行前往苹果总部，展开了为期10天的谈判。显然，从人员构成、谈判时间以及重视程度来看，联通远在中国移动之上。据悉，为实现合作，中国联通作出了不少让步，包括给予一定补贴、包销一定数量的iPhone、内置苹果在线软件商店等。

　　在行业人士看来，苹果下嫁中国联通多少觉得有些委屈，更倾向于选择中国移动作为自己的合作伙伴。它之所以与联通保持暧昧的关系，是一种战术技巧，以此来要挟中国移动，以求得在谈判过程中掌握话语权。中国联通的如影随形，增加了乔布斯向中国移动讨价还价的本钱，其资费分成比例在国外为10%，在国内竟然被抬高至20%～30%。

　　由于苹果坚持分成模式，并得陇望蜀，步步进逼，联通高层觉得这场生意没有必要再谈下去。2009年4月1日，市场调研公司WedgePartners的报告显示，中国联通起草了一份授权在其WCDMA网络上使用的3G手机清单，诺基亚、三星、索尼爱立信、多普达、中兴、华为等悉数上榜，而独独iPhone缺席。5月18日，联通突然宣布加盟谷歌开放手机联盟，将直接采用谷歌手机操作系统Android，计划年内推出UPhone手机。消息称，联通已在秘密研制自己的手机平台，iPhone在其战略中的地位已经降低。另外，联通也担心，跟苹果合作会反被对方控制，最后成了人家的嫁衣。

　　苹果脚踏两只船，最后却面临一无所获的尴尬。

　　第二章硬碰硬的对决

　　“所有喜欢iPhone的用户都是我的用户，不是你的用户。尽管使用你的网络，但所有的东西都是在我的网上下载的，而且钱都付给我了。”说这番话的人，正是苹果CEO乔布斯。

　　苹果在品牌上的强势，让它在同国外运营商谈判时，贪婪的欲望一再得到满足。但中国移动不同于ATT等其他运营商，它掌握了国内2/3以上的手机用户，截至2008年12月31日，总用户数已达4.57亿，高居全球之首。霸王对霸王，这场硬碰硬的谈判注定难有共识。

　　苹果的底气

　　说苹果不在乎中国市场，没有谁会相信，扎进这一市场，就意味着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取利润。

　　去年6月，乔布斯在刚刚发布的3G版iPhone发布会上作秀，信心满满地在键盘上敲出一个汉字“果”，暗示iPhone很快就会在中国开花结果。他宣称：“今年晚些时候，大家就能在中国和俄罗斯看到iPhone。”

　　打入俄罗斯市场的愿望早已实现了，但iPhone入华却迟迟未能成行。今天，流通在内地的200万部iPhone手机，都是通过非正规渠道进入的。但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这玩意儿的号召力的确非同凡响。

　　2007年1月9日，在拉斯维加斯举办的全球消费电子展上，乔布斯首次展示了2G版iPhone，其酷炫的外观设计，处处彰显着时尚气息，一露面就引发了巨大的轰动。“乔布斯也懂手机？”诺基亚、三星等手机巨头无不冷嘲热讽。十余年手机行业的打拼，它们显然没将这个“新手”放在眼里。

　　后面的局势，它们做梦也不曾想到。半年之后，这个后起之秀所掀起的浪潮，几乎颠覆行业规则。2007年6月29日，iPhone在美国市场正式发售。为了尝鲜，苹果粉丝早早就开始在专卖店前排队苦候，其中不乏苹果联合创始人史蒂夫·沃兹尼亚克和费城市长约翰·斯瑞特这样的大腕级人物。后者为了购买到当天上市发售的iPhone手机，不惜排了15小时的队。“它值得等，”斯瑞特说，“我喜欢这玩意儿。”

　　为了“抢到”这样一部颠覆性的手机，部分狂热的苹果粉丝，甚至提前4天就在苹果的专卖店门口排起了队。iPhone的强大号召力，源于其在技术以及工艺上的创新，它完全颠覆了传统手机的概念，超酷的外观、超强的功能，令人耳目一新，它可以看作是“手机、iPod媒体播放器和无线上网设备的完美结合体”。

　　“iPhone是一款革命性的、不可思议的产品，比市场上其他移动电话整整领先了5年，”乔布斯说，“手指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终极定点设备，而iPhone利用它们创造了自鼠标以来最具创新意义的用户界面。”在同行看来，乔布斯太过狂妄；但在用户眼中，苹果的产品近乎无可挑剔。

　　时尚奢华的艺术品，这是乔布斯对手机的全新定义。贝叶思咨询的电信分析师杜娟认为，iPhone几乎实现了消费者对于手机应用的全部理想，在音乐、视频以及外观设计等方面的竞争力非常突出。

　　苹果多年的技术积淀，让它有理由相信自己强大的吸引力和控制力。但正是这种对技术迷恋的心态，决定它只能成为小众产品，至今在全球也不过售出2000万部，这一数字跟诺基亚、三星、摩托罗拉、索尼爱立信、LG等厂商，根本无法比肩。诺基亚仅去年第四季度手机出货量就达到1.131亿部。

　　“它在出货量上甚至不如深圳的山寨机厂商。”有国产手机品牌经理这样评价iPhone。但他同时认为，如果早早进入中国市场，那或许是另一种局面。内地每年的手机出货量在1.5亿部以上，iPhone若能拿下1/10的市场份额，将大大提升它的市场占有率。

　　中国运营商的强势

　　离客户越近，就越能了解客户的需求，进而获得价值链的掌控权和更多利润。

　　去年，苹果在3G版iPhone发布的同时，还推出一个在线商店AppStore。这是一个由苹果完全主导的在线平台，可为用户提供手机应用产品、应用服务等一站式交易服务。苹果不仅卖手机，还卖方案，集成了内容、互联网应用。

　　“苹果就是想成为价值链的控制者。”参与iPhone入华谈判的高念书一语中的。

　　应用程序商店如愿取得了空前的成功，4月24日，苹果宣布，仅用9个月时间，AppStore下载次数便突破10亿大关。目前，该商店向消费者提供3.5万种软件。投资银行PiperJaffray预计，AppStore今年将给苹果带来7.77亿美元的营收。

　　让苹果意想不到的是，中国移动现在要来挑战它的江湖地位，并在谈判过程中据理力争。一位知情人士向《IT时代周刊》透露，与苹果谈判破裂后，中国移动便加速了对网上程序商店的筹备，这才是它们谈判的最大分歧点。市场研究公司JuniperResearch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到2014年，手机应用商店直接和间接营收将达到250亿美元。

　　记者从中国移动内部人士处了解到，它们将推出与苹果AppStore类似的应用程序商店MobileMark(被认为是山寨版的AppStore)。该平台允许独立开发者及公司上传和出售应用程序，可对用户进行深度锁定，并产生聚合效应。目前，它已有4.8亿用户，用户规模跟整个欧洲的手机用户差不多，超过美国和印度的总和。分析师看好MobileMarket的市场前景，认为中国移动强大的用户资源，使其比苹果更有吸引力，iPhone在全球的销量也不过2000万部。

　　“我们的客户喜欢iPhone这种时尚产品，但我们并不喜欢移动市场出现的新商业模式。”王建宙对苹果模式持抵触情绪心理，“我们能够维持以运营商为中心的商业模式，因为我们拥有手机用户。”

　　中国移动去年的财报显示，增值业务同比增长23.8%，占到了营收总收入的27.5%。但随着3G的到来，中国电信与中国联通拥有更成熟的3G制式，终端以及业务应用也更丰富。为了获得更多的数据业务收入，在线商店成了中国移动尚待挖掘的一大金矿。

　　中国移动只是希望把苹果作为终端和内容提供者，苹果则希望中国移动仅仅是一个“通道”。中国移动与苹果都想加强对用户的黏性，控制产业链。双方的冲突不可避免。

　　中国移动相关人士对《IT时代周刊》表示，“进军应用程序商店并非如外界理解的意欲控制产业链，未来，运营商需要更多产业链上企业的参与合作，我们放低姿态，目的是寻求合作共赢，构建一个和谐的生态环境。”

　　在中国电信市场上，中国移动一家独大，手中握有超过4.5亿手机用户，垄断赋予的地位与资源令其当之无愧地成为全球最赚钱的电信运营商。同样不愁吃穿的还有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内地相对封闭的市场，以及众多的电话用户，让它们有足够的利润来源。相反，欧美国家的通信市场更为开放，如在美国电信市场，虽然也是ATT、SprintNextel、Verizon无线三家独大，但还活跃着另外十余家电信运营商，其中包括部分区域性的运营商。

　　第三章苹果难服中国水土

　　回顾苹果产品在中国内地市场的一贯表现，不难看出iPhone在这里受阻绝非偶然。

　　傲慢惹的祸

　　在美国，苹果选择ATT为iPhone的独家销售商，ATT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不在iPhone上打ATT的标志，向iPhone提供收入分成。在法国、英国、德国、俄罗斯、日本，iPhone类似的推广方式屡试屡爽。

　　在其他国家通行的模式，为何来到中国却面临重重难关？

　　“我们没有预期看到iPhone的身影，如果苹果不改变战略，很可能完全堵住了自己通往中国之路，在中国只能见到水货iPhone。”通信专家项立刚认为，“稍作分析就可以看出来，与苹果合作的运营商都是实力较弱的新兴运营商。世界电信市场的竞争中，主流运营商都不接受苹果的收入分成模式，只是新兴的小运营商，为了短时间形成市场效应，才会不计后果接受苹果的收入分成模式。苹果分成模式对于用户数多达数千万甚至上亿的主流运营商，显然没有参考价值。”他认为，国内电信运营商不会接受苹果的苛刻要求。

　　乔布斯显然不善变通。尽管苹果的产品在全球市场红红火火，它在中国内地市场的表现却并不漂亮，其高傲的文化与价值观似乎难以与这里合拍。从苹果的财报来看，其营收仅美国市场就占了约50%，中国区所占比例不足1%。但并未见到苹果有所改进，也没有看到其在中国市场本土化方面有明显动作。

　　早在2005年，从5月24日到8月17日，短短不到3个月内，苹果中国区管理层就经受了两次大清洗——5月24日，苹果中国区总经理赵方位置不保；8月17日，苹果亚太区副总裁何忠强、中国区总经理李滨等多名高层集体离职。据悉，何忠强、李滨等人是因为业绩不佳、销量注水，被总部发现后遭开除的。

　　相比IBM、微软、英特尔、诺基亚和谷歌等争相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的跨国企业而言，苹果在中国内地市场却显得过于寂静。从未踏足中国的乔布斯对此的直观感受几乎为零，怎么可能在这里打下胜仗？

　　兵败者何止iPhone

　　这些年来，苹果成长迅速，但其产品在中国内地市场却不尽如人意。据《商业周刊》报道：苹果产品在中国的销量占全球销售总量不足1%。其2007年在中国售出了70万台iPod，在中国MP3播放器市场的份额仅为7.5%；Mac电脑业绩更难以示人，2007年在中国市场只售出了6.5万台，市场份额仅为0.18%。iPod等产品里竟然都没有中文版本的说明书，显得与中国市场格格不入。

　　乔布斯一直把苹果产品当作艺术而不是产品来开发、销售，这在欧美国家受到了热捧，但它却不为中国内地市场认可。无论是iPod还是Mac电脑等产品，其在中国内地的发布时间都晚于国外，且产品本身并不做任何本地化设置，价格却高出一大截。2005年初，苹果MacMini在美国的市场价折合人民币为4100元，而在中关村卖到5900元。

　　不仅如此，服务态度也令人失望，苹果产品在美国市场出了问题一般是上门服务，但在中国享受不到这种服务，甚至笔记本电池发生爆炸也要推脱责任。“购买了苹果的产品，你唯一要做的就是祈祷它不出问题。”有位苹果的粉丝对《IT时代周刊》表示，尽管苹果的产品魅力十足，但它在对待用户的态度上，明显不够人性化。而其iPod一般只能使用一年，超过一年就会出问题。乔布斯认为，苹果的粉丝都是追求时尚的人，产品用一段时间理应更换新的。但要把这种文化强行植入中国市场，显然不讨好。

　　艰难的未来

　　有分析人士作了这样的设想，如果乔布斯不是锱铢必较，而是把目光放远一些，如果乔布斯对中国市场认识得深一些，iPhone入华的绿灯在一年前亮起，那么iPhone在华拥有量就不会是200万台非正规渠道产品，而是2000万台甚至更多，就有可能脱颖而出，成为中国高端手机皇冠上的夺目明珠，那时，iPhone的市场占有率和美誉度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但也许因为太过自恋，以技术创新见长的苹果使乔布斯丧失了灵活变通的商业头脑和高瞻远瞩的市场眼光。苹果卖的是文化，正是这种文化支撑它成就了今天的卓越，但乔布斯式的傲慢与执迷不悟若是过了头，也将断送它在中国市场的大好前程。

　　最新消息显示，中国联通与苹果的谈判目前基本告吹。同时，中国联通将于6月或7月推出一款基于Android平台的智能手机UPhone。至此，中国移动与中国联通都选择了发展自己的平台，苹果iPhone在中国运营商市场战略中的地位大大下降。苹果一贯认定的商业模式及利益分配方式被中国市场一再拒绝，这意味着，目前它对中国市场的准入，更多只是作为一般手机商品而来，这与其他多数品牌手机并无二致。

　　在与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交锋先后失利后，苹果一度被认为自己堵住了通向中国的去路。但就在第三代iPhone3GS推出之际，6月11日，它似乎迎来峰回路转的局面：工信部下属的国家无线电管理局官方网站显示，苹果公司一款型号为A1324的手机已经通过核准，其设备名为“GSM/WCDMA/蓝牙移动电话机”，有效期为5年。

　　按照相关规定，手机在我国上市需要经过两道关口，拿到国家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仅仅说明iPhone通过了国家无线电设备核准，并不代表已获得了手机入网检测许可证，手机也尚不能在国内销售。

　　与此同时，苹果中国在官方网站公布最新职位招聘通告，招聘的是项目经理，负责管理iPhone亚洲的培训项目，培训零售渠道伙伴。业内人士认为，这意味着苹果并非没有自建渠道销售iPhone的可能。

　　从苹果一路的经历来看，要想将这一巨大的潜在市场变为真金白银，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而未与中国运营商达成共识的iPhone，能否摆脱在中国内地市场被边缘化的命运，仍是一个谜。

来源：IT时代周刊

Tag：iPhone 运营商手机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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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07月03日

日本间谍渗透中国30年接受地狱般的特种训练 - [时事幕后]

诡秘的海南之行

20世纪80年代一个炎热的夏夜，海口市一家高级宾馆的豪华套间内，一个略微秃顶的日本男人蹑手蹑脚地拎着皮箱来到窗子旁。他从箱子里拿出一台酷似收音机的机器，熟练地架好机器、对准波长。传出的声音开始有些嘈杂，但慢慢变得清晰。

不知道是因为门外传来了簌簌的衣服摩擦声，还是本能使然，这个日本男子突然感到胸口一阵紧缩，神经质地感受到一股从未有过的恐惧感。仅几秒钟时间，他拔下天线，把机器扔到床下，迅速按下电视机的开关，一个箭步冲到床上，看起了电视。两分钟后，急促的敲门声响起。他假装睡眼惺忪地打开了门，两个强壮的男子冲进了房间，环视一周后，其中一人说：“原来是电视”。日本男人心中一阵战栗，但他的脸上仍挂着疑惑的表情，用日语向来者提问，两名中国男子很快就不耐烦地走了。

这个日本人就是阿尾博政，日本自卫队派驻中国的间谍。藏在床下的机器，是他从台湾带来的受信机。阿尾知道，他差点就大难临头，来人很可能就是中国国家安全部门的人员。

地狱般的特种训练

1930年，阿尾博政出生在日本富山县。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一片法西斯狂热中度过的。少不更事的他，很快就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忠实追随者。

1959年，阿尾博政以优异成绩考进了日本自卫队。等待他的是“地狱”般的训练生活。刚进学校，他就碰上了每年一度的对抗性马拉松竞走，看似平常的比赛，却有一个要求——全体队员必须同时到达终点。“这项比赛要求必须把落后的人员拉着一起到达目的地，这最适合培养团队精神，同时也唤醒超越个人体力界限的能量”。此后，他苦练实弹射击，学会熟练使用各种枪支，刻苦训练匍匐潜入的技巧——在机枪的强烈扫射之下，匍匐爬行70到80公里……

所有艰苦的训练，在阿尾博政面前似乎都成了小菜一碟。渐渐地，他获得了上司的赏识，很快就升为小队长。不久，连队长推荐他参加一个神秘的研究课程——特种部队训练。他面对的是更加苛刻的“地狱”训练——美国留学归来的训练员每天都给他们安排超越体力与精神极限的训练项目，比如，一个人在黑熊出没的树海中度过一天一夜；携带1天的食物，进行3天的高强度训练……一些营员终于因为无法忍受而自杀。但阿尾博政却从不退缩，他在多年后仍很感激这段经历：“特种部队的训练培养了我，让我在任何严酷的情况下，也能保持作战的自信。这对我今后作为秘密谍报员十分有益。”

对华间谍战的老手

结束在特种部队的训练后，阿尾博政被分到了一个名为“武藏机关”的部门。这是日美共同建立的谍报机构。他很快接到了第一个任务——以新宿的一间公寓为据点，侦测俄罗斯的情报。其间，他施展美男计，骗得一名俄罗斯旅行团女翻译的信任，让她为自己拍摄俄罗斯军事机场的照片。

随着工作的深入，颇有“追求”的阿尾博政感到，自己只不过是美国的一条“走狗”。他多次向上司提议建立日本独立的情报机构。半年后，他的建议终于得到批准。但上司告诉他，“要建立独自的情报机构，你必须辞掉在‘武藏机关’的工作，还要真正退出自卫队。”这意味着他不仅会失去养老金，连工资也没法保证。尽管如此，阿尾博政还是离开了“武藏机关”，并为自己的谍报系统起名为“阿尾博政机关”。

开始时，“阿尾博政机关”主要从事国内谍报工作。为此，他卖过菜，办过洗衣粉销售店，甚至当过运货司机……

阿尾博政的隐忍终于得到了回报。1972年3月，他被自卫队上层机关召见。上级指示：“不久的将来，日本就要和台湾断交。日台关系会变得很复杂。从日本安全保障的大局出发，需要有人监视台湾。希望你能完成这项任务。”就这样，阿尾博政以经济学学者的身份潜入了台湾。不久后，他又在台湾间谍部门的委托下，将目光锁定中国大陆。

由于有经济学家的身份，阿尾博政很快就以“民间交流”为借口频繁出入中国大陆。一开始，他找不到其他门路，就用秘密相机拍摄中国的街头景象，或到新华书店里搜集中国的各种出版物，并想法设法搞到了一些非正式的出版物。通过日益丰富的人脉关系，阿尾博政渐渐找到了更多的侦测机会。一次，在中国政府官员的介绍下，他被安排到部队去交流。在部队参观期间，他看到很多军事设施和武器。他不动声色，要求和部队人员合影留念，借机拍下了当时中国最尖端的军车。

日本和台湾都急切地想知道海口空军战斗机的配备情况。阿尾博政多次接到命令：必须寻找一切机会刺探相关情报。开始时，阿尾头绪全无，只能不断在海口的机场乘坐飞机，观察海口机场的情况。几次之后，老练的他终于发现，海口机场的一个角落多出了一个掩体。阿尾博政兴奋不已，因为他本能地感觉到那正是军用飞机的格纳库！机上人多，左右都是中国人，阿尾博政在几秒钟之内就想出了对策——他换了座位，坐到了最后一排。飞机起飞前，他拿着相机疯狂地按下快门，就这样，掌握了中国最新战斗机型号的情况。

久而久之，阿尾博政成了对华间谍战的老手。从1982年开始，他为日本陆上幕僚监部呈报了150篇关于中国情况的报告。即便在退休后，阿尾博政都没有真正离开对华间谍战这条战线。如今，已经78岁的阿尾博政继续担任日台经济人协会理事长，仍然关注着日本的对华谍报活动。

百年对华情报战

阿尾博政为何不惜暴露日本的国家机密，将自己的对华间谍行动写成书？有分析认为，他试图通过此举，让日本政府更加重视对华谍报活动的重要性。在中国不断崛起的新时期，像阿尾博政这样的老牌间谍，一直在敦促日本政府更全面地关注、监测中国经济、军事、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

实际上，阿尾博政在书中披露的情况只是日本对华间谍活动的冰山一角。

日本针对中国的间谍活动从18世纪就已开始。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对中国情报刺探活动达到高潮。1886年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派荒尾精中尉秘密潜入中国，将大量在中国活动的日本浪人纠集起来，组织了庞大的间谍网，开始以各种形式刺探中国的情报。后来，他根据成员在中国各地搜集到的情报，编纂成厚厚的一本《清国通商综览》，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交通等诸多方面，为日本军政当局侵华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进入20世纪，日本对华情报战更加猖獗。特别是侵华战争前夕，日本向中国派出了难以计数的谍报人员。比如，日本政府曾派出千余人潜入中国，进行非法测绘。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方面发现，侵华日军使用的军用地图，竟然比中方的军用地图还要精确，重要地段的一棵树、一间房，都被记录得一清二楚。

二战后，日本派间谍大规模潜入中国，是在1972年中日建交、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以后。他们派出一批精通汉语的谍报专家，以使领馆为主要阵地，通过不断发展与留学生、工程技术人员、专家以及华侨的私人关系，刺探我国情报。同时，他们向名目繁多的民间代表团、民间机构，安插大量的谍报人员，打着“交流、参观”的旗号，大肆窃取中国的经济、技术情报。

几年前，两名日本国公民以考古为名，在中国的一些地区擅自测绘，最终在江西境内被抓获。被我国警方缴获的资料中，就有他们特别标注的部分军事设施的详细位置。

2006年9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曾裁定，两名日本外交官是日本外务省派出的间谍，他们为“国际情报统括官”组织工作，北京高院认定该组织是间谍机构。同年，国家安全局逮捕了《中日经济新闻》杂志的创办人、日本籍男子原博文。他从1995年开始，为日本外务省搜集中国情报，提供了大量中国的机密文件复印件，内容从“邓小平的健康状态”、“中国的对外政策”，到“中国领导人对解放军的内部讲话”等，不一而足。

另据报道，在日本本土，有一幢大楼专门为广播监听而建，内有8名监听人员全天24小时监听和收录中国中央及地方电台广播节目，并整理、制成卡片，分类存档。日本亚细亚综合开发研究所近来开设了一种新的服务项目，即向日本商社、金融机关输送各国经济情报信息。在中国境内，日本的商社和金融机构已发展到近千家，遍布大中城市，他们或亲自下手，或利用中国雇员，从事经济间谍活动。

(本文来源：人民网作者：孙秀平)

Tag：日本间谍渗透

chapi 发表于20时33分24秒 | 阅读全文 | 评论 0 | 编辑 | 分享 0
2009年07月03日

湖南网友“以身试法” 挑战杭州网络实名制 - [IT业界]

新闻来源:《钱江晚报》
●湖南网民张洪峰因在杭州余杭论坛上挑战实名制，向杭州市公安局自首。但至今已过月余，未得到任何回复及处罚
●《杭州市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保护管理条例》颁布两月有余，至今杭州各主要网站并未践行“实名制”，甚至未收到有关执行通知
●《条例》立法论证时，曾有专家认为条例出台时机尚未成熟

今年5月1日，杭州市正式实施《杭州市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保护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其初衷是为了尽可能预防侵权、各种网络诈骗等事件的产生，加强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管理等。但《条例》一出台就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焦点在于《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第（3）项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提供电子公告、网络游戏和其他即时通信服务的，具有用户注册信息和发布信息审核功能，并如实登记向其申请开设上述服务的用户的有效身份证明。（所谓‘电子公告服务’是指在互联网上以论坛、聊天室、留言板、博客等交互形式为上网用户提供信息发布条件的行为）。

网民们广泛将该条例第19条理解为“网络实名制”。

2009年5月7日，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湖南一好事网民张洪峰“自投罗网”，“以身试法”。

当晚23：25左右，他故意注册了一个假名“可笑”，再冒用朋友彭强的名义，在余杭论坛发帖《关于彭强将来杭州旅游的电子公告》。

随后，他电话询问了彭强老婆，证实彭强不愿意前往杭州旅游。

“根据《条例》，我不经意间已经违法。”

“本人痛心疾首，决定2009年5月8日即向杭州市公安机关自首，请求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我警告等行政处罚。”

在自首的同时，他又举报了余杭论坛：“本人在余杭论坛申请注册之时，该网站并未要求本人提供、登记身份证明，即开通注册，成为注册用户的行为，我认为余杭论坛违反了该条例的规定，决定2009年5月8日即向杭州市公安机关予以举报，并依据有关规定要求公安机关书面回复举报人。”

5月8日上午，张洪峰将所有“证据”打印签名，并附本人身份证、家庭住址，联系电话、工作单位，用EMS特快专递的方式向杭州市公安局“自首”。

根据EMS的信息追踪，杭州市公安局于2009年5月9日签收“自首书”。但至今张洪峰未收到任何答复。“这是行政不作为。为此本人向浙江省公安厅申请复议，并保留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力。”

看似一出无厘头的“闹剧”，但张洪峰自述这并非无事生非。“这是我代表网友提出的抗议，立法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网络实名制）明显不具备可操作性。”

按照张洪峰的逻辑，因为没实行实名制，杭州有许多论坛和余杭论坛一样“违规”了。

记者先后注册了杭州网、浙江在线、19楼、下沙网、企博网、中国杭州网，均无需提供有效身份证明。

最便捷的一家网站，快速注册十秒内即能完成。

其中，“中国杭州”为杭州市政府的官方网站，同样无需填写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码等个人有效信息。

唯一一家“勉强符合规定”的是浙江都市网。申请其论坛通行证，在输入用户名、密码、安全码等之后，网页出现了填写“真实姓名”、“出生年月”、“证件号码”的页面。“有效证件”选项为：学生证、身份证、军人证、护照。

但都市网显然无法核实这些号码的真实性，号码只要填够数，就能注册成功。

企博网市场总监则证实，《条例》实行近两个月来，他们未接到要求“实名制”的通知，也未受到任何查处。

浙江都市网的一位副总说，“网站的确需要政府力量介入规范，但‘网络实名制’现阶段实行起来有一定难度。网民不愿意暴露自己的隐私；我们也无法核实其填写的身份号码的真实性。”

《条例》的执行者为杭州市公安局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分局。但截至昨天，网监局一直未对媒体记者公开《条例》执行情况。

“杭州人大网”澄清：实名制被误读了

网友称：这“澄清”反而让人更弄不灵清

对于张洪峰所质疑的《条例》可操作性，并非一人之见。5月1日《条例》出台以后网上跟帖无数，一些中央级媒体也先后介入报道。

网友“wlj196138”：在网络参政议政、网络监督、网络举报初显成效的关键时刻，网络实名有欠妥当。

杭州某律师：《条例》尽管要用实名，并非在论坛中显实名，论坛中仍显网名，实名在服务器中。有需要时，才会调取。总体方向是好的，也是公平的。

网友“法学院高材生”：说实话，我没看懂。能不能学学拿破仑立法，精髓就是“通俗易懂”。

对此，6月29日，杭州市人大所属的“杭州人大”网上出现了两篇有关《条例》的要闻。一篇是《为建立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立个法》，一篇是《正确解读杭州网络管理条例》。其核心内容之一在于澄清：“网络实名制”是各方对杭州法规的误读。

澄清的语句看起来比较晦涩——

引起大家关注的是法规第十九条第二款第（三）项（即张洪峰所提到的“要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如实登记用户的身份证明。”）文章澄清道：这其中的“用户”指的是“到互联网服务提供者的网站申请开设电子公告、网络游戏、其他即时通信服务的组织者和举办者”，而不是指一般网民。而且，申请开设这些功能的组织者、举办者在整个网络系统中只占极少的一部分。很多网站并不提供这一服务，而是自己管理网站。因此，关于杭州网络立法实行了实名制，杭州网民上网聊天、写博客都要实名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但对这一解释，不少人仍心存疑惑，纷纷表示越来越“不灵清”了。

杭州网民“小徐”很直白地说：“看不懂！我们周围一圈朋友研究了半天没个统一意见。澄清中所指组织者和举办者到底是谁？”

杭州网的一位管理人员说：如果说《条例》中要求实名登记的是服务商，不是普通网民，那么在网站审批开办时就是要求登记的，不需要《条例》重新规范；哪怕是版主、编辑等网络内容的重要组织和编辑人员，也早在数年前就已经实行了实名制备案。

今年5月26日，在2009中国网络购物安全经验分享论坛上，一位专家也谈及杭州“实名制”的问题。他说：“如果解读成为了不符合立法本意的一个解读，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回味的问题。本身在现代网络时代里面就不能得到正确的解读，那更会影响到正确的执行了，这个事情一定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专家认为：“实名制”出台时机尚未成熟
且操作性让人担忧

杭州市人大一直以来在立法工作上做得比较到位，有一个由众多专家组成的“杭州市人大立法咨询委员会”作为固定机构长期设立，因此，立法论证相比国内一些城市更为民主和科学。但是，针对《网络管理条例》，十余位专家组成的咨询委员会当时内部也有争议。

据一位专家回忆，事后引起巨大争议的“网络实名制”倒不是当时专家们争论的焦点，专家们觉得如果是“注册实名”也无可厚非，但是现阶段如何保护合法举报人的个人信息，操作上有难度。

“争议比较大是网络这样一个自由使用的空间，哪些行为该允许，哪些行为该禁止，还真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网络行为本身就是一个尚在探索和逐步明晰的领域，涉及到立法，诸如‘造谣’、‘恶意评论’等该如何界定，都是摆在立法界面前的一道难题。网络立法是一个新型的立法领域，有专家认为出台条例时机尚未成熟。”

“从法律的严肃性来说，一旦形成‘条例’颁布，就是在杭州市范围内具有法律效力，那就需要‘有法必依’、‘违法必纠’。而《条例》的操作性让人担忧。”

Tag：网友网络实名制法律

chapi 发表于20时19分49秒 | 阅读全文 | 评论 0 | 编辑 | 分享 0
2009年07月02日

当心巫医：反安慰剂的前世今生 - [杂七杂八]

本文的原文在这里。译者：Dinah，自述：“本人大龄已婚非文艺女青年是也。水瓶座，爱八卦，爱生活。闲来无事喜欢看科普节目。有点七零后倾向的八零后。”她的其他译作在这里。

海伦·皮尔彻（ Helen Pilcher）报道

漆黑的深夜，在阿拉巴马州的一个小墓地里，万斯·范德斯（Vance Vanders）与当地的巫医吵了一架。巫医掏出一瓶难闻的液体在他面前晃来晃去，对他说：“你就要死了，没人救得了你。”

回到家以后范德斯躺到床上，身体状况竟急转直下。几周过后，他已骨瘦如柴，被送进了地方医院，眼看大限将至。医院的医生即查不出病灶，也没有办法减缓他的衰弱。直到这时他的妻子才告诉一名叫德雷顿·达赫迪（Drayton Doherty）的医生，之前有巫师对他施过魔法。

达赫迪医生思索良久，第二天早上，他打电话把范德斯的家人叫到病房。他告诉他们，头天晚上自己设计把那个巫医引到了墓地，并把他按到树上，使劲掐住他的脖子，逼他讲出了诅咒的原理。巫医用蜥蜴卵蹭进了范德斯的肚子，并在他的肚子里面孵化，其中一条活了下来，正在啃噬着范德斯的身体。

达赫迪叫来一个护士，她带来了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大剂强力催吐剂。他很郑重的检查了设备并将催吐剂注射进范德斯的胳膊里。几分钟后，范德斯开始不可收拾地吐了起来。这时，达赫迪趁屋子里的人不注意放出了他的锦囊妙计——一只藏在袋子里的绿色蜥蜴。“万斯，看看你都吐出了什么东西！”他叫道，“巫师的诅咒解除了”。

范德斯惊奇地看了一眼蜥蜴，心下恍然，一头栽倒回床上发起梦来。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头脑清醒、食欲旺盛，很快就恢复了健康，一周后顺利出院。

四名医学专家可以证实这个发生在80年前的案例。范德斯最后得以存活也许是该案例最不同寻常的地方。要知道，在世界许多地方都有不少人们被诅咒后死去的案例。

由于没有医学记录和尸检报告，现在已经无法确切地知道这些人的死因。然而这些案例的共同线索是，有个大人物对他们实施了诅咒，可能通过念咒，或只是用一根骨棒指了指受害者。之后不久他们就死了，表面上看纯属自然原因。

新巫术

你可能以为这种事情越来越少见了，而且只会在古老的部落里面才会发生。但是根据田纳西州纳什威尔的范德比尔特大学的医生克里夫顿·米德（Clifton Meador）所说，诅咒依旧以全新的形式存在着，他本人就曾经手过与范德斯类似的病例。

以萨姆·舒曼（Sam Shoeman）为例，他在1970年代被诊断为肺癌晚期，只剩数月之命。几个月后舒曼果然去世了，但是尸检报告却显示，医生的诊断是错误的。他肺部的肿瘤很小，且并没有扩散。“他不是由于癌症而病死的，而是因为以为自己得了癌症而担心死的。”米德说。“如果周围的人都相信你快死了，你很快也会相信自己离死不远了。你身体的每个部分也都开始奔向衰亡。”

舒曼这样的例子稍显极端，但下面要说的一些现象就要普遍的多。比如，许多病人备受有害副作用的折磨，仅仅是因为医生告诉他们会发生这些副作用。此外，在相同的风险因素条件下，相信自己是某种疾病的高危人群的人比自以为是低危人群的人更容易罹患该种疾病。。似乎现代巫医除了穿上白大褂、挂着听诊器之外，并没有多大进步。

相信自己患病就会真的得病的说法听上去有点牵强，但至少严格的试验已经确实证明这种说法的反命题是成立的，即：积极的建议会促进健康。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安慰剂效应。它虽不能产生奇迹，但确实能产生可量化的身体反应。

安慰剂效应有一个邪恶的双胞胎——反安慰剂效应，这种效应使假药片和坏消息产生有害的影响。反安慰剂这个词的拉丁语原意就是“我将作恶”。这个词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出现，但是针对这种现象的研究却远远比针对安慰剂效应的研究要少。毕竟，要想设计令人消沉的研究很难通过伦理审核。

我们已经确知反安慰剂的影响十分广泛。“如果巫术致死的事情确实存在的话，它可能是反安慰剂现象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的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的人类学家罗伯特·哈恩（Robert Hahn）说道，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就是反安慰剂效应。

在医学临床试验中被故意施以无效诊疗的对照组内，大约有四分之一的病患感到有害的副作用，且严重程度有时跟真正的药物所引起的副作用相当。对涉及数千病患的15次试验的回溯研究显示，服用乙型阻断剂的实验组和没有受到有效治疗的对照组都表现出水平相当的副作用，如疲劳、抑郁症状和性功能障碍等。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不得不因此退出了研究。

有时这些副作用会危及生命（见“用药过量”部分）。“信念和期望不仅仅是意识和逻辑现象，它们还能产生生理作用。”哈恩说。

用药过量
德雷克·亚当斯（Derek Adams）与女友分手后伤心欲绝，把所有的药片都吞下了肚……马上就后悔了。他怕自己就此死掉，赶紧让邻居把自己送到医院，可一到那儿他就虚脱了。浑身发抖、面色苍白、昏昏欲睡、血压下降、呼吸急促，不一而足。

然而化验结果和药物检测报告却没有发现异常。亚当斯在四小时内打了六升点滴，还是毫无起色。

这时来了一位抗抑郁药临床试验组的医生。亚当斯一个月前加入了这项研究，并且情绪有所好转，但与前女友争吵后他自暴自弃地吞下了剩下的29片药丸。

这位医生告诉亚当斯他是对照组的，所以他自以为“过量服用”的药片其实并无任何危害。亚当斯听完大吃一惊，紧接着喜极而泣。15分钟后他完全恢复了清醒，血压和心率也回到正常水平。

反安慰剂效果在日常医学实践中也屡见不鲜。约60%的病人在化疗之前就开始感到恶心。“也许在几天前就开始了，”纽约西奈山医学院（Mount Sinai School of Medicine）临床心理学家盖依·蒙特哥莫里（Guy Montgomery）说道。有些时候仅仅是想想治疗手段和医生的声音就足够让病人无比痛苦。这种“预料之内的恶心”有一部分由于条件反射——病人潜意识里将他们的经验与恶心联系起来；一部分由于心理预期。

让人担忧的是，反安慰剂作用还会传染。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有来源不明的症状在各种人群中传播，这种现象被称为群体性癔症（mass psychogenic illness，MPI）。其中一次爆发引发了最近的一项研究（见“它会传染”），研究者是英国赫尔大学（University of Hull）的心理学家埃尔文·科斯奇（Irving Kirsch）和朱莉安娜·马佐尼（Giuliana Mazzoni）。

它会传染
1998年11月，田纳西高中的一位教师闻到一股“汽油味”，并感到头疼、恶心、呼吸急促和眩晕。全校师生随即被疏散。接下来的一周内，超过100名师生来到当地医院的急诊室，症状与那位教师大同小异。

然而，尽管进行了大量的医学检测，却没法找到对这些症状的医学解释。事后一个月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报告病症的人中以女性和认识或看到患病同学的人居多。赫尔大学的心理学家埃尔文·科斯奇认为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反安慰剂效应。“就我们所知，并没有发现环境有毒物质，但他们却感到了病痛。”

科斯奇认为，看到同学出现症状使得其他学生认为疾病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从而引发了群体性癔症。这样的群体性癔症在世界各地都曾爆发。1998年在约旦，800名儿童在接种疫苗后明显发生了副作用，其中122人被送往医院。但对疫苗进行检查后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他们要求一组学生中的一部分人吸入正常空气样本，却告诉所有人这是一种“疑似有毒环境污染物”，有可能导致头疼、恶心、皮肤瘙痒和嗜睡。一半参与者还目睹了一位妇女吸入样本并明显的出现了这些症状。吸入空气样本的学生们与没吸入样本空气的学生相比更倾向于报告出现上述症状。而且女生更倾向于报告出现症状，特别是那些看到其他人明显患病的人——这种倾向在其他群体性癔症中也出现过。

这项研究表明如果一个人听说或者观察到了某种潜在的副作用，他自己就更容易出现副作用。这让医生们左右为难很难办。“一方面人们有权知道会发生什么副作用，但是这又会增加他们出现这些症状的几率。”马佐尼说。

蒙特哥莫里认为，这意味着医生需要仔细斟酌用词，尽可能减轻可能发生的副作用，“完全取决于你怎么去说。”

催眠也可能有所帮助。蒙特哥莫里继续说道：“催眠能改变心理期望，减少焦虑和压力，从而改善结果。我认为治疗所有会受心理期望影响的症状时都可以运用催眠的方法”。

这些措施能否抵消反安慰剂的效应？我们还不知道。因为还有很多问题悬而未决。什么情况下反安慰剂效应才会出现？这些效应引起的症状会持续多久？

与安慰剂效应一样，反安慰剂效应似乎也千差万别，并且很大程度上与情境密切相关。德国图宾根大学医院（University Hospital in Tübingen）的心理学家保罗·恩克（Paul Enck）认为，通常安慰剂效应在临床环境中的效果比实验室环境下更明显。因此反安慰剂问题也许在现实世界中有更显著的效果。但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实验室实验只能模拟较温和而短暂的反安慰剂症状。

真实后果

什么样的人更容易受到影响还没法弄清楚。性格乐观或悲观可能会有影响，但是人的个性总会变的。男性和女性都会屈从于群体性癔症，而女人报告的症状要多于男人。恩克认为对于男性，心理预期比条件反射更容易影响反安慰剂症状，而女性则正好相反。“女人更倾向于相信过去的经验，而男人则更喜欢就事论事。”

很明显，这些心理现象确实对大脑产生了影响。去年安阿伯市密歇根大学的琼-卡·苏比塔（Jon-Kar Zubieta）使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法（PET，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扫描了使用安慰剂或反安慰剂的被试大脑，结果显示反安慰剂效应与多巴胺和类鸦片活性肽的活性降低相关。这可以解释反安慰剂增加疼痛的原理。安慰剂自然引起了相反的效果。

同时，意大利都灵大学医学院的法布里奇奥·贝内德蒂（Fabrizio Benedetti）发现一种叫做丙谷胺的药物可以抑制反安慰剂引发的疼痛。这种药能够阻断受体接受一种叫做胆囊收缩素(cholecystokinin，CCK)的荷尔蒙。通常对疼痛的心理预期会导致焦虑，从而激活胆囊收缩素的受体，增加病痛。

然而反安慰剂效应的根源并不是神经化学，而是信念。根据Hahn的说法，外科医生为自觉不治的病人执刀时总是格外小心，一项研究发现，相信自己特别容易患上心脏病的女性罹患冠心病去世的可能性比正常女性高四倍。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反安慰剂效应确实存在。尽管如此，在这个理性的年代，很难接受信念能置其人于死地的观点。无论如何，大多数人遇到一个衣着奇怪的人拿着骨头跳来跳去嚷嚷“你就要死啦，你就要死啦”都会一笑了之。但如果一个衣着讲究、造诣精深的医生拿着你的体检表对你说同样的话，你又会作何感想？恩克认为，社会和文化背景至关重要。

米德说道，舒曼的误诊和随后的死亡，与巫医致死有很多相似之处。一个强势的医生宣判了他的命运，“受害者”和家人毫无置疑地接受了这种说法，并且以此为基准行事。舒曼、他的家人和医生全部相信他会因癌症而死，这成了一则自证预言。

“坏消息会促使生理状况恶化。我认为，可以做到让人相信自己快死了，并且也确实马上死了。”米德说。“我不觉得其中有什么神秘之处。我不认同语言和符号能够致死的想法，这是对生物分子模型世界观的挑战。”

也许等到发现巫医致死的生化原理的那一天，我们会更容易相信这类事件是真实存在的，并且可能影响我们每一个人。

*文中患者姓名均为化名

来源：科学松鼠会

Tag：安慰剂健康心理

chapi 发表于21时03分47秒 | 阅读全文 | 评论 0 | 编辑 | 分享 0
2009年07月02日

专业投票作弊染指大型评选活动已成“潜规则” - [IT业界]

近年来，国内一些大型评选活动为创造社会影响、获得公开公正的结果，经常采取网上投票和手机短信的方式。但记者日前调查发现，集团化投票作弊等新型网络技术，让这种貌似公平的方式出现扭曲，随着网络和短信投票对于社会公众的民意影响力越来越大，其隐藏的严重漏洞和危害亟待引起关注。

　　投票由自动投票软件完成

　　小张是天津市一家事业单位的网站技术维护人员，日前他与记者取得了联系，讲述了2008年底和2009年初曾经亲身参与的网络投票作弊的情况。

　　小张说，2008年底第六届“天津十大杰出青年”评选采取了公众投票方式，公众可通过网络投票及发送手机短信参与评选。活动开始后，他应朋友之邀上网“投票”。虽然活动规定，一个IP地址一天只能投20次票，第21次投票时就显示“你已投过票了”，但这次投票时，他根本不用守在电脑前点击鼠标，所有投票工作均由一个自动投票软件完成，速度可达每分钟20票，他只需在规定投票时间内连续开着家里的电脑就行。

　　小张说，他在票选“天津十大杰出青年”网站的页面上观察了三天，发现票数的增加数量让人不可思议，从第一天的结束时的5万左右，到第三天结束时达到了惊人的40万左右。而且30个候选人票数升高时分布相对都比较均匀，这种情况使人怀疑。

　　小张告诉记者，对于一般上网者来说，IP地址是惟一的网络身份，如同现实生活的居民身份证一样。目前大多数网络评选活动都规定了同一IP地址投票的次数，就是为了防止同一台电脑反复大量投票导致评选不公。但大多数投票网站目前采取的网络安全技术，如限制IP地址投票次数、投票同时必须填写验证码等方式，只能让普通的投票者望而却步。现在的投票作弊软件已经完全打破了这一规则，可以让电脑频繁“自动更换”合法的IP地址，实现短时间内自动多次投票而不被发现。2008年底到2009年初是各项评选活动较多的时期，他应朋友的邀约先后参与了两个网络投票，都是利用家中的电脑安装破解软件作弊。

　　无独有偶的是，从2009年5月中旬开始，天津人民广播电台举行“最具影响力的广播节目评选”，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私下告诉记者，节目评选虽然名义上是号召听众投票，但已出现刷票的迹象，有的节目平时听众发来的短信和打入电话量非常少，但这次评选票数奇高，超过了不少听众平时十分喜爱的热门节目。

　　刷票公司收费替人投票

　　到底是什么人在制作这样的投票作弊软件呢？6月18日，记者在百度搜索里输入“投票公司”后，搜索出了3.6万个结果，每家网络公司的网站都有 “代理网络投票、短信投票，刷票、刷流量”的字样，部分网站还特地标明了“可实现无人看守代理投票、刷票，IP独立真实有效，不会被清票”等说明。

　　从诸多公司的介绍材料中可以看出，从事这种业务的公司从2006年就已经在“超女”等各种娱乐选秀活动中披挂上阵，并从中牟取暴利，成为很多评选活动的“潜规则”，不过应用于类似“十杰”这样的严肃场合时间并不长。

　　通过查找记者首先登录了“阳光投票网”，通过QQ与网站人员取得了联系。记者发现，这些网站的人员都比较小心谨慎，如果咨询时不提供相应的活动网站链接和活动细节，而只问价钱、安全性等细节，对方根本不理睬，更不用说回答问题了。为了不让对方生疑，记者把天津人民广播电台举行的“最具影响力的广播节目评选”的网址发送了过去。经过一番搭讪后，记者问道：“公司做这次活动的投票吗？我们用自己的手机发短信，投一票要5毛钱，通过公司投票是否可以便宜？”

　　阳光：“这个活动我们可以做，短信投票1万票以上，每票0.35元。”

　　记者：“多长时间能够完成投票，能否做到不被发现？”

　　阳光：“为了不让票数涨得太明显，我们不是一次性投完，要分几次来投。安全性可以放心，我们做投票业务都4年多了，参与过很多大型活动的海选和评选。”

　　随后，记者又联系到另一家投票网站“畅飞网络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网页上标明“公司承接各种中，英，法文网站投票活动，主要经营产品：全自动投票软件，代理刷票，短信投票”。其中的一条广告用语对希望拉票的人而言，显然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当您还在辛苦的发动亲戚朋友拉票时，当您还在为票数跟不上竞争者而心烦时，畅飞网络服务机构的专业实力让您逆转乾坤！”

　　通过QQ，记者向网站值班人员问道：“网络投票怎么收费，能多长时间内投完？”

　　畅飞：1万票300元，两小时左右全部投完。

　　记者：“如果一次投10万票，是否可再便宜？”

　　畅飞：价格还能优惠，2700元就行。

　　技术反映民意应谨慎对待

　　近年来，网络和短信投票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娱乐界活动，而是被广泛应用于各种评选活动中，记者注意到，各地各行业的“百优”、“十佳”等社会参与的投票活动已屡见不鲜，但因为网络投票、短信投票均做不到实名制，近两年来各地“刷票事件”层出不穷，甚至爆出评选丑闻，严重影响了大型活动的权威性，不少网站和活动主办方采取的防恶意刷票手段，对于专业人员来说形同虚设。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常健说，目前网络和短信民意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已经在我国政府决策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如不少大型网站均开设投票箱针对一些热点问题进行网络投票调查民意，一些严肃类活动、各电视台等也开始尝试通过短信和网络方式搜集民意，眼下出现的“刷票业”利用了社会期待舆情公开公正的心理，通过技术手段钻空子获得利润，很可能影响和扭曲民意的准确性，并对政府决策造成负面影响，这是一个值得有关部门高度关注的问题。

　　常健说，目前随着利益群体的多样化，在网络上隐藏着多种势力，使得不明就里的网民容易被具有倾向性的舆论所操纵，导致出现网络暴力。在当前信息不断透明的情况下，政府不应采取简单手段对网络和短信进行单一的控制，以避免误杀正当的声音，关键要疏通舆论通道，把一切东西都放在阳光之下，不让一些小动作去操纵或扰乱主流声音。

专家建议，应在充分重视网络和短信影响力的同时，从两个方面疏堵结合：一是有关部门应放开和给予民众更多的讨论各种问题的技术平台，同时通过技术手段理性地反映各种声音，避免网络暴力。二是在实名制难以推广的情况下，应谨慎对待网络和短信等技术手段反映的问题，防止一些势力用金钱、权力操纵舆论和民意。

文/《经济参考报》

Tag：投票作弊潜规则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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