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皮博客@blogbus

• 2009年11月08日

  群体犯罪心理——就在你我之间，当代国民群体的劣根性浅析 - [时事幕后]

  其实偶早就想写这么篇文字了，刚好最近扒拉点东西，又第N 次想到了这个问题，于是动笔写下：
  
  　　在我们对西方世界了解得太多时，却对自身了解得实在太少，乃至于一切的憧憬与蓝图都是建立在一个不能融合的土地上。
  　　
  　　首先我来讲个故事，这是发生在几年前的“安利退货门事件”，故事发生在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城市——上海：
  　　
  　　自九十年代后期，随着跨过企业进入中国，西方世界与中国才在基本的生活层面真正开始相互接触。在跨国企业大批量迁往中国的过程中，一家名叫“安利（Amway）”的美国保健品跨国公司，也希望在这片它并不熟悉的土地上开展蓝图。
  　　
  　　作为一家排名世界500强、并且是前三十名的国际知名企业，安利公司直销制度体系显得非常独特，并且被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另眼相看，形容为“最无懈可击的激励制度”、被哈佛MBA和中国人大MBA列为教材案例，这家公司自然是实力雄厚，对中国市场充满了期待。
  　　
  　　然而，正是这家巨型企业，在中国最繁荣的城市上海，领略到的是东方人的不可思议之处：
  　　
  　　刚进入中国的安利，一切制度是以它在欧美的设计为标准。按美国安利规定，产品实行“无因全款退货”：不管任何原因，如果顾客在使用后感到不满意，哪怕一瓶沐浴露用得一滴不剩，只要瓶还在，就可以到安利退得全款——注意哦，是退全款！这项制度在美国施行了很久，一直是安利公司的信誉和品牌象征，退货率微乎其微，安利的产品是优质的。然而在中国，精明的国人很快以“特色”的方式震撼了美国人：很多中国人回家把刚买的安利洗碗液、洗衣液倒出一半，留用，然后再用半空的瓶子、甚至全空的瓶子去要求全额退款。在上海，刚刚开业不久的安利公司，每天清早门口排起了退款的长长队伍，络绎不绝，人潮涌动，一时间，令安利的美国人大吃一惊。
  　　
  　　美国人怎么也搞不明白：作为拥有半个世纪经营经验、一整套完整制度体系的安利企业帝国，他们“全额退款制度”在西方实行一直良好，为何到了中国，竟然遭遇如此数量巨大的退货？真的是产品质量不好吗，以致于引起成百上千的中国老百姓要求退货？
  　　
  　　但由于承诺在先，安利还是顶着每天的巨大亏损，忠实履行了退货承诺。然而，令人更加惊异的现象发生了：一方面是产品销售量剧增，大大超乎公司的预期；可另一方面，拿着空瓶子前来退货的顾客也越来越多，最后竟然达到每天退款高达100万元，还得倒贴30万元产品——终于让美国安利吃不消了！从这之后，安利公司迅速对中国的制度进行修改：产品用完一半，只能退款一半；全部用完，则不予退款！自此，安利（中国）改变了其公司制度，转变了原先安利（美国）的营销模式，开始逐步领悟“中国特色”。
  　　
  　　傻乎乎的美国人被精明的中国老百姓耍懵了，上海市民们在这场“退货风波”中或许暗自冷笑，为自己得到的小便宜而沾沾自喜。很多美国人至今也搞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被哈佛大学引以为豪的最先进的制度体系、被誉为“完美无懈可击的一整套激励制度”，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壤上，竟遭遇滑铁卢般的惨败？
  　　
  　　中国人，真是太奇怪了，这完全是一个不遵守游戏规则的世界。
  　　
  　　在已故的美国作家阿伦特、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的笔下，现实社会中有一群这样的人：群氓。他们并没有犯什么伤天害理的罪行，为的只是图自己的小便宜、或是盲目从众，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导致了整个社会群体的混乱、更大的丑恶，对整个社会造成极大的损害（信用损害、道德损害、物质损害——如果我们倒退回30年前，是不是能找到似曾相识的情景？），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无法从他们当中找到，因为他们每个人并不是大奸大恶。阿伦特因此也称之为“平庸的邪恶”。
  　　
  　　事实上，这种“平庸的邪恶”现象普遍发生在我们中国民众身上，大大小小的事件，层出不穷，就在你我周围，也就是你我每个人心照不宣的小伎俩。尤其，发生在中国最发达的城市、最具有现代公民素质的城市——上海，这样一件当年轰动的“退货门事件”，无疑是给国人自己打了一记重重响亮的耳光！
  　　
  　　透过这个经济层面的现象，我们发现的是一个令人尴尬的中国现象：即使是西方最优的制度和文化（被哈佛与世界首富认可），到了中国，就陷入泥潭，不仅不能有效实行，反而被国人给“特色化”、同化了。
  　　
  　　记不太清楚是谁（可能是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曾经说过一段话，大概意思是：任何制度的设计、哪怕是世界顶尖学府和精英设置的体系，都经不起中国人的糟蹋，因为中国人是最精于钻空子的，无孔不入，即使是堪称完美的制度也仍然防不胜防，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专@制手@段。
  　　
  　　这段话大概是这个意思，一直在我脑海中印象深刻。当然，这样的话会令今天我们所有有良知、有现代公民素质的中国人感到愤怒，会刺激我们大多数网上的愤怒青年们。我们的社会在发展，我们已经是全球不可忽视的力量，能够左右世界经济格局，我们应该有条件拥有最完善的制度、应该达到美国那样的社会憧憬。怎么可以说，我们没有资格具备现代公民的素质呢？
  　　
  　　然而事实或许恰恰正是这样：我们确实仍然是一群群氓！并且，这种群氓心理在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无孔不在。
  　　
  　　我有几位大学同学，在政府部门的县、镇一级做公务员，多年的好友，只要有时间，平常电话、网络常常联系，都能与他们交流一些东西。有一位同学就说，现在基层的问题多如牛毛，事情不大，却整天像苍蝇一样嗡嗡地难以处置，上也不得，下也不得，上不敢得罪，下也不敢得罪，而当地老百姓的一些作为更让他哭笑不得，理想被现实的无奈取代。
  　　
  　　他说的有一个事件很值得让我深思：一个外地货车，运的是某种食用油（大概是吧，我是听说的），行至到该乡村的崎岖道路时，因为路面不平，翻了车，货袋破了，黄油流了出来。司机急的是团团转，不知如何是好，这时，该地的村民们出现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越来越多，司机心想：这下有救了，有人帮忙来了！谁知这些村民们个个拿着袋子，并不是来救援，竟然是冲上前装油，一袋、两袋……装得满满，喜滋滋地拎回家去！司机惊得目瞪口呆，却又无可奈何，拦不住，而村民们更加有恃无恐，甚至去扯那些本没有破的货运袋子，把完好的口袋全撕破了，汩汩的油流出来，不长时间，一整车的货就分到了这些村民手中，他们一个个喜形于色，仿佛白白捡了天大的便宜，却把那司机气煞得是怒火朝天，却无计可施。
  　　
  　　货运车不是一辆，后面跟着来的司机们全都怒了，联合起来找当地政府，要求赔偿，惩罚那些“刁#民”。政府倒是挺重视，派人前来处理，可村民们不答应，死活不肯把黄油还给司机，双方发生冲突，有人员损伤。闹到后来，村民们不肯善罢甘休，大骂政府是吃里扒外的东西，向着外地人，要求政府必须对村民们赔偿精神、损伤。于是乎，这件令人无奈而两边不是人的事件，最终还是让当地政府做出让步，对两方都进行安慰，自己掏腰包补偿双方，才得以消停。
  　　
  　　该同学是当事人之一。他在大学时，也曾是愤世嫉俗的青年，侃侃而谈天下大事，动辄自言“以后我要是当政了就如何如何”之类话语，如今在基层干了两年，当年的意气风发早已不见，有的只是无奈的苦笑，说：罢了罢了，在中国，就是这样……想必再多过几年，这样的事再见得更多，也就心态麻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它风雨欲来，我已岿然不动了。
  　　
  　　农民们辛苦，但并不一定善良；农民们不容易，但他们同样愚昧无知。对于当代的知识分子来说，我们似乎天然地把农民这个群体当作值得同情的对象，但我们恰恰没能够真正深入他们的生活，了解到他们思维的本质。这些“群氓”们在自己田间地头、自己狭小地盘上，同样为了争夺利益而相互内斗：为占小便宜而损人利己的群体思维模式、农村里为争灌水溉田而相互拆台、为争山林而两村人大打出手、为了点蝇头小利不惜偷盗电线放火烧山、还有最为频繁的地方利益两伙村民相互间、动辄就是扛锄头群殴不怕事小、或是张家长、李家短然后恩怨相互往死里整……总之，鲁迅的一句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中国地域差距之大，现象可谓千差万别。上海的市民们疯狂退货的举动、与田村老农们疯狂抢货的举动，在我看来，却并无二致，恰恰是映照了我们这个时代——或者说是千百年来一直未变的国人群体心理。我的眼前浮现出的是这样的群氓——无论是在高楼大厦的繁华城市、还是在穷乡僻壤的山间田边，他们都为着自己心里的小算盘、小利益做精确的打算，想着的是那点便宜，如何才能最快、最有效地到达自己手里？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一个中国特色的现象：领取退休金。
  　　
  　　中国老一代人们的退休，通常是从自己单位、机关里领取退休金，而由于老人们的行动不便，这种按时领取退休金的行为通常由子女们代领。而在中国，许多老人去世之后，子女们不主动通知原单位、并且继续以老人的名义领取养老金的现象普遍存在，有新闻报道曾有老人去世十年后，其子女依旧在以老人的名义去领养老金。事实上，这种“群体贪小便宜”的现象在中国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全国大大小小成百上千城市、乡镇，不知有多少老人的子女们在钻这样漏洞。乃至于传出某市镇的单位，大呼退休金不够发，不得已要求退休老人必须拿当天报纸亲自拍照片，证实本人还活着，才能领取养老金——当然，这引起老人们的子女群体的抗议，认为是对人格的歧视。而在领取退休金的背后，却通常是人们潜意识里的心态：反正是国家的钱，既然没阻止我领，也没发现，我为什么不领？我这不算贪污犯罪吧？
  　　
  　　中国有成千上万个城市、乡镇和单位机关，这种公然在老人死后、继续以老人名义领取退休金的中国特色方式，数目之多，倘若真的一五一十严查起来，恐怕严重得惊人。这其中，数量上占多数是平头百姓的退休职工，他们的子女为贪图老人的几百元退休金，年年月月如此，尽管他们个体认为区区几百元并不算违法，但这种“群体犯罪”的可怖性恰恰展现了中国人内心的劣根。这让我想起了八十多年前的鲁迅所写的《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一个有着千百年历史背景、西湖十景之一的文物建筑——雷峰塔，因为老百姓们传说此塔的砖块搬回家可以“辟邪”，于是纷纷偷挖雷峰塔的砖头，你一块，我一块，纷纷搬回家，按人民群众的说法是：我就搬一块砖头，不算犯法啊。于是，最终，雷峰塔在这样“集体无意识犯罪”的行为下，轰然倒塌，尸骨无存！
  　　
  　　这，才是我们的人民的真实本质。
  　　
  　　这种思维的普遍性，深入每个人的内心，不论是高高在上的官员，还是普通的平头百姓，只要任何人得到了钻空子的机会，就会不择手段地去捞取最大利益，并且，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可耻，而是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一切、身体力行地去为之去“争取”。
  　　
  　　现实社会中的许多现象，给予我们一个巨大的问号：难道制度真正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吗？对于精明算计的国人来说，恐怕任何完美的制度都依然能被钻漏洞，所有的体制都约束不了国人。
  　　
  　　当这个时代的人们在高呼“完善体制”时，我恰恰认为，制度是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的，其实质的问题首先在于“人”。同样是乘坐公交车，在美国为了鼓励人们出门坐公交，规定凡乘坐四十五次以上（无人监督），就可申请领取一定的奖金，美国人都很遵守这条规则，而不少中国人却借此虚报次数，以获取奖金；在澳洲，有一条规定“不得擅自从国外寄食品、或不知名中草药物进入澳洲，否则将严厉查处，如果难以查到国外的寄件人，就会对该国国内的收件人进行罚款”，澳洲人从未想过这条规则有何漏洞，而有中国人却为了整别人，竟故意寄违禁品去澳洲，利用该规则，以使收件人受到惩罚。
  　　
  　　同样的制度，同样的环境里，美国、澳洲可以遵守，而国人却绞尽脑汁地寻找漏洞。对此，我们该做如何解释呢？
  　　
  　　鲁迅笔下，雷峰塔的轰然倒塌，归功于每个“百姓”的功劳，每个人贪一点小便宜，抱一块砖回家，造就了一个悲剧。而如果全民参与这种“群体犯罪”的话，恐怕倒掉的就不只是一座雷峰塔那么简单。
  　　
  　　我不禁要问：谁说人民就是善良的、无辜的？
  　　
  　　如果说那些借老人名义领取退休金的子女们，贪的只是一点点小钱。那么在曾经《南方周末》所报道的一则“重庆市民假结婚骗取房子”的新闻中，我们看到的是平民百姓们更加触目惊心的“群氓”行为：
  　　
  　　重庆市的一个小镇——人和镇，竟然在2005年创造了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离婚记录。这个人口仅有2万人的小镇，短短一年时间里竟有1795对夫妇离婚，然后是假结婚、假再婚、复婚。这种滑稽的群体表演，原因在于重庆市的一份征地补偿办法规定：一、一对夫妻只能分一套房，但离了婚单独立户，就可以各分一套房，并以优惠的价格购买；二、配偶为城镇户口且无住房，可以申请多分配一间屋，从一室一厅变为一室两厅。
  　　
  　　如此优惠、良好的保障制度，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壤上，再一次遭遇类似“安利退货”般的嘲弄，这再一次让我质疑：究竟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还是这个社会群体出了问题？
  　　
  　　据《南方周末》报道，该镇的老百姓无论年龄大小，纷纷踊跃加入离婚队伍。“村里老太爷老太婆都来离婚了”，“七八十岁走不动路，儿孙扶着来的、背着来的都有，一大家人，有说有笑地排队”。面对如此离婚热潮，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徐南雄很无奈地说：“55号令规定离婚分户可分房，新婚姻法又简化了离婚程序，我们没有理由去阻止离婚。”
  　　
  　　而对于大多数村民们来说，离婚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是更加复杂的任务：再婚。于是人们又一次行动起来，最关键的是找人。村民们发动一切亲朋好友，在政策划定的“老重庆9区12县城镇户口”范围内寻找结婚对象。村民们甚至开始“悬赏”，赏价从最初的六七千元一路飙升到上万，重赏之下“丈夫”和“妻子”源源不断涌来。
  　　
  　　这样的事例我不想再说了，在我们这片特色的土地上，一切皆有可能。没有办不到，只有想不到，国人对于体制、环境的超强适应能力，还有极具特色的现实想象能力，真是令人惊叹叫绝而又不可思议。
  　　
  　　历朝历代，百姓们通常会大骂贪#官、大骂权#力垄@断者，因为那些人往往有比我们更顺捷的渠道，去获取本不应得的利益。我们常常说：官是黑的、丑恶的，而民都是无辜的、善良的——其实这是自欺欺人的说辞。在“安利退货”、“农民抢黄油”、“退休老人子女冒领退休金”这些发生在平民百姓身上的事情中，我没有发现“人民”的任何善良之处，恰恰相反，我发现的是：普通百姓只要一旦获得了某种权力（哪怕是临时的），有机会更改游戏规则时，他们表现出来的群体犯罪行为、集体窃取，与那些贪官、腐化分子的作为没有两样，甚至表现得更明目张胆，更加令人可怖，因为——每个人都堂而皇之地认为自己无错。民与官，不过是同属一个共同的群体罢了。而这个群体，就是我等诸位国人。
  　　
  　　当阿伦特在用其笔调描述“群氓”的现象时，她是否知道，这个词语真正、彻底地适用于我们这个国度。

  　　个体的行为，孤立来看，并不足以产生多么严重的影响，而一旦这个群体的每一个人都如此的话，将会汇聚成为一股洪流，产生极大危害。对于国人来说，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公正。倘若有一天，我们真能施行一个公平公正的体制、或是自上而下的进行全面改造，那么我相信，这一切终究被国人的小便宜、小利益、小团体心理所取代，渐渐演化的仍然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你我之间的算计、抢夺，乃至亘古不变的“窝里斗”、“相互拆台”。
  　　
  　　在今天国人的思维里，1966-1976这段延续十年的历史事件一直是国家与民族丑陋的伤疤。作为每一个平头百姓的个体，都有理由对这段历史充满了义愤填膺般的愤恨。几乎所有的人民都将其归罪于国家的领袖，认为这完全是个人集权下的恶果——这种说法尤其盛行于今天40-60岁这一代人当中，他们今天成为了社会的主导群体，自然有了对过往历史的评价权。
  　　
  　　然而事实恰恰不是这样。如果不是国人群体本身就拥有惊人的破坏力，如果不是因为人们相互之间本就有猜忌、嫉妒、互整的传统心理，如果不是我们这个民族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群体犯罪思维，我很难相信，仅仅凭借某个人的号召，就能掀起如此大的一股浪潮？国人的“选择性失明”的劣根性再一次暴露无遗：恰恰是40-60岁这一年龄阶段的人们，在当年那场延续十年的事件当中，正值他们青春岁月的愤怒青年时代——正是他们，主演了这场悲剧，他们举一反三地发挥自己的破坏力和想象力，将整个民族的劣根性进行了一次经典的登场演出。
  　　
  　　回想当年，这些20多岁的年轻人，与今天许许多多的网上的愤怒青年一样，高呼“革命”、“革新”、“造@反有#理”，对现行制度的一切充满了愤恨和挑衅，他们目中无人、见人就咬。这个群体对上级、长辈的反叛，演化成从“文#斗”的大字报、“破四旧”，发展到“武#斗”的打砸抢、抄家，红卫兵秉持着“激进的就是正义”的狂热信仰，对国家机关、政府体系进行破坏性的冲击，尤其在对待那些当年打江山的老革命、老同志时，这些年轻人把他们内心的狠毒表现得淋漓尽致：肆意踢打、辱骂，剃成癞痢头以示人格侮辱，戴高帽、挂贴牌进行游街，私闯民宅抄家，肆意没收他人财产……这无异于一场大规模群体犯罪，而犯罪的人们竟然将此称作“正义”。发展到后来，就是砸教堂、捣庙宇、挖坟墓、焚烧文化典籍、毁坏文物古迹，以后的受害者逐步涉及到工商业者、上层民主人士、名作家、名演员、中学教师——而在这其中，红卫兵们的内部又演化出不同的势力代表，“造反派”、“极左派”、“保守派”，他们相互间争权夺利，大打出手，俨然是整个社会以“正义红旗”的名义，变成了黑社会式的江湖世界。
  　　
  　　中国式的“群氓”们无比狂热，群体犯罪的丑恶心理下，是比“安利退货”、“搬倒雷峰塔”严重数千倍的社会损伤。
  　　
  　　我们需要真正反思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领袖的三言两语，就能轻而易举地调动起整个群体的狂热？——这根源恰恰不在某个人的威信力量，而在于这个群体本身就拥有着恐怖的群体犯罪心态。这是一场规模浩大的“中国群氓们”的历史性演出。而作为民族的最高领袖者，无疑是洞悉了民族心理的这种丑恶心态的。只不过，领袖负责打开了这个潘多拉魔盒后，魔盒里的所有卑劣人格、心态都一涌而出，就再也控制不住，延续达十年之久。

  　与其说是领袖引导了民众的行为，倒不如说，这是民众们集体无意识的利用领袖的言辞、来达到人民内心深处隐藏的目的。当年的红卫兵、红小兵们肆意抄家、打人、凌辱他人的人格时，往往借助的是领袖的语录，一句“毛主席教导我们”就足以掩盖他们自身的邪恶。我的外公、爷爷当年都曾被游街示众，而将他们打倒、羞辱的那些红卫兵们，恰恰是当年那些他们用尽心血培养的青年干部。与今天的社会现状类似，在那个年代的这群年轻人心里，对老一辈人充满了不信任，在这些青年眼里，那些老顽固思想落后、早已被糖衣炮弹的“资产阶级”、“里通外国”所腐化，他们正是“祸国殃民”、“残害群众”的罪魁祸首——怎么办？红卫兵们，兄弟姐妹们，都响应起来吧，“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革那些老顽固的命、打烂他们的旧世界、抄他们的家、把他们游街示众、让他们受尽折磨！——这，就是“群氓”们心底最真实的本质，群体犯罪的最经典的一次上演。
  　　
  　　人们常说，有什么样的领袖，就有什么样的国民。我看来恰恰相反，应该是有什么样的国民群体，才会产生什么样的领袖。领袖不过是看透了民众们的内心世界，洞悉了他们的所思、所想，于是，领袖们的轻轻撩拨，就足以把这个群体引导到一个狂热的状态。与之类似，德国的纳粹思潮、日本的军国主义，都无疑彰显了这样一个事实：领袖可以更换，但群体思潮依然狂热，人民的群体思维代代相传。
  　　
  　　红卫兵的主体正是当年20岁左右的年轻学生，正是这群愤青而无知的学生，在今天已成为40-60岁的社会中坚力量。随着改革开放、经济的发展，这个年龄段的人们自然而然拥有了经济上、社会舆论的话语权，这伙当年“群体犯罪”的人们，没有丝毫的忏悔与反省，今天依旧用谎言自欺欺人，把历史的罪责推到某个个人的身上，却把自己打扮成无辜受害的模样——这个群体的犯罪心理，与那“安利退货”、“农民抢黄油”、“搬垮雷峰塔的百姓们”一样，竟然表现得心安理得、理所应当！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反而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大众中的一员：既然大众都这么干了，我一个人又需要承担什么过错呢？
  　　
  　　中国有句名言：法不责众。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最大丑陋之处。一个人犯错，遭到千夫所指、过街喊打；而一群人犯罪，则是理所应当，集体无意识地掩饰。
  　　
  　　这是整个民族的悲哀。
  　　
  　　尽管今天的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了30年，社会硬件方面的发达已经登峰造极。但我依然看到，上海的市民、田间的农夫乃至网络上无处不在的愤怒青年，他们的心态与30年前红卫兵没有丝毫差别。
  　　
  　　而倘若我们将目光再回望千百年的历史长河，遥伸至历朝历代，会看到在各个时代里，这样相同本质的“群氓”是何其多也：仇视一切外来事物而又愚昧无知的义和团、刚刚进城就立刻腐败堕落的太平天国式农民、刚刚占领北京城就贪图享乐迅速灭亡的李自成农民军、把明末抗清将领袁崇焕碎尸万段、分尸吃肉的北京城百姓……

  来源：天涯 鞠佳jujia
  Tag：群体犯罪 心理 国民 劣根性
  chapi 发表于23时26分02秒 | 阅读全文 | 评论 0 | 编辑 | 分享 0

• 2009年10月26日

  我们和美国人的差距在哪里？ - [时事幕后]

  石扉客的博客转载了FENGZHENGHU写的一篇文章。文章讲了他在洛杉矶遇到的一件事情。

   

  当时他的同学开车送他去机场，四车道的路上有三条车道挤满了车辆，而他们驱车行驶的最左边那一条的行车却寥寥无几。询问同学才知道他们行驶的那条车道时鼓励合伙乘车的，由于许多人都是单人开车，所以只好在另外三个车道上缓慢前行——没有人把车开到鼓励合伙乘车的车道上来。说到为什么大家这么自觉，FENGZHENGHU的朋友将其归结为高额的罚款：“如果借道，就要罚款341美元，大家都清楚。”

  好吧，我把我认为这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偏见搁置起来，暂且相信这完全是由于人们担心罚款才愿意遵守这个规则的。那么，如果这条规则发生在中国，会出现什么状况呢？

  我一段亲身的经历或许能够给这个假设增添一个注脚。

  国庆最后一天，我送女朋友去北京西站坐车回石家庄。赶到北京西站的时候，离开车的时间已经很近了。我们正着急赶着进站的时候，被火车站的工作人员拦住了，要求出示车票，凭票进站。因为时间紧，我们没来得及买站台票，只有女友一张火车票。我选择了遵守火车站的规定，无奈的让女友一人进站去赶火车。而我站在站外，看着女友拿着大包小包，安检，费力的跑往候车室……

  就在我站在门口往里目送女友的时候，我亲眼看到了好几个人，虽然没票，但是强行闯了进去。等待进站者众，工作人员来不及阻拦，后面的乘客已经举着火车票跟了上来。那三个工作人员只好放弃那几个闯关的乘客。

  如果当时是你在现场，你眼看着自己遵守规定，让女友一人拿着大包小包，艰难的进站，蹒跚着前行。如果是你在现场看到拦下你的工作人员，没有拦住其他和你一样没有票的乘客，他们硬闯进去，就可以帮着亲朋提包进站。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想？

  反正我当时的想法就是：下一次，我也要强硬闯关……

  下一次还没有到来，但是我想如果真有下次，我可能真会不再遵守那个规定，直接硬闯进去。到了现在，我是不是可以说，由于北京西站工作人员的执行的问题，无形中鼓励了人们不遵守他们所设定的那个规定呢？具体到我来说，如果我遵守规定，则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女友自己狼狈进站。而如果我不遵守规定，硬闯进去则很可能成功的将她送进车站。即使我真的被栏了下来，那结局也和我遵守规定每什么区别。只不过不能送站而已。

  在中国大陆，有太多这样的规定，它存在的意义不是去限制人们的行为，不是督促人们尊重它。而是为了鼓励人们去违反它，鼓励人们去不尊重它。人们都不是傻子，在一次次看到违反规则获取的利益要比遵守规则还要大的时候，谁还会去遵守？

  于是，无照驾驶的人，给交警递上一条上等的好烟，就可以免去处罚而被放行；于是，背包的人们进地铁的时候，大摇大摆的经过安检机器，而完全不理会工作人员让他们安检的诉求；于是，在排队日那一天，公交车一进站，人们依然蜂拥而上；于是，在禁止吸烟的告示牌下面，人们吐气如云……

  我相信，对于那些行驶在道路拥挤的车道上的美国人而言，他们并不仅仅是担心因为那341美元的罚款，而是因为遵守一项社会规则已经成为他们普遍的社会共识。当然，每一项社会规则出台之前，也经历了广泛的讨论，它们不是在“高度共识”的会议室里被确定下来的，而是在争吵的媒体上最终达成的社会统一意见。一旦经过争吵、讨论的规则被确定，这些规则也就开始被广泛遵守——这其中有违规成本的问题，也有遵守社会规则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这个重要的原因。

  我已经厌烦了在经济数据上与美欧等国的对比，赶日超美的数据攀比已经几近烂俗的境地。但是，当我们拿每一个国民的社会态度、生活原则与美国人进行对比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还差的很远。这个“很远”的差距是难以用数量来衡量的，这种差距也不仅仅是“随地吐痰罚款十元”和“341美元”的差距，这个差距也不仅仅是那些规则的差距，不仅仅是政府部门的差距，不仅仅是执行机关的差距。这种差距在是存在于你我每一个人的行动的细节里的东西。

  这个细节是，下一次，当我再次送女友到北京西站的时候，是选择购买一张站台票，按规定进站，还是铁了心的硬要闯关？这个细节是，在时间很紧张的情况下，在许多人漠视地铁工作人员安检提示的情况下，我是否能够将背包放到安检仪的传送带上？这个细节是，我是否有勇气走到喷云吐雾的烟民面前，指着禁止吸烟的牌子请他们熄灭手里的香烟？这个细节是，当公交车上的人们都把头扭向窗外的时候，我是否愿意站起来把我的座位让给一个老人？

  我承认，许多时候，许多细节，我并不能完全做到。我也知道，好多人也在漠视这些细节问题。我了解，这么多的我和这么多的许多人汇集起来，构成了一个不遵守规则的整体。然后这个整体还会不断的影响他人，鼓励他人破坏既定的规则。

  然后，我终于发现，当我抱怨规则鼓励人们不遵守规则的时候，当我和其他人一样抱怨人们不遵守规则，破坏了公平原则的时候，当我对这个社会的许多扭曲、黑恶现象大加批判的时候，我也是当中的一份子，我也曾经，并且还在为这个不公平的社会添砖加瓦，让它更加的问题重重……

  我们和美国人的差距在哪里？就在这里。

   

  来源：李普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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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10月21日，我结束二周的美国访问，准备从洛杉矶国际机场启程回日本。

  　　上午我的大学同学陈先生驱车送我去机场，这个时段高速公路很拥挤，但是我们的车却畅通无阻。在这条通向机场的四车道高速公路上，我们驱车的这条车道靠最左边，行驶的车辆寥寥无几，但右边的其他三条车道挤满车辆，道路堵塞，前后车只都缓慢行驶。

  　　我很奇怪地问我同学：“隔壁车道上的车，怎么不驶进我们的这条空闲的车道上，借道快速一下呢？”我的同学说：“这条车道是鼓励合伙乘车，单人车辆不可以行驶，今天我们两人乘车符合条件，可以行驶这条车道，大大节省去机场的时间。你看，百分之九十几的车辆都是单人行驶乘坐的。”我又问；“一路上，我没有看到隔壁车道上的一辆车来借道一下，都很自觉地遵守规则，为什么？”他告诉我：“如果借道，就要罚款341美元，大家都清楚。”我抬眼一看，果然隔一段路就有一块很大的警示牌：car pool violantion $341。

  　　在美国的自由社会里，公民是自由的成年人，不需要政府官员或警察盯着后面管教。法令上的禁止行为明明白白，政府不可以暗箱操作，百姓也没有违法不罚的侥幸心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规则就得到每个公民的认同与尊重。以法治秩序为基础的自由，自由的边缘很清晰，不容许任何人为了自己的便利去侵犯别人的权利，如果违反法律，必定受到处罚。

  　　我们提前抵达机场。我与同学告别，径直走向美国航空公司的登机手续办理处。我在自动登机手续办理机器上确认了我的护照，并取得登机牌，在柜台交付托运的一件行李。登机大厅在楼上，站在通道口的机场工作人员用一支查验证件真伪的电子笔，扫描一下每位乘客的证件（护照或美国身份证等），并核对本人证件与机票是否相符。接着，乘客及随身行李通过严格安全检查，进入机场出境区的登机大厅。

  　　我上楼后，依次排队，经过验证、安全检查，然后直接进入机场出境区的登机大厅，与前几天乘美国国内航班的手续一样，没有出境检查站一关。在中国、日本，回国出国不像回家离家那么自由，出入境都有一个关卡，出境也要审核，盖上一个出境印章。我已习惯于管制严格的国家，现在没有出境关卡，不盖出境印章，又没有人收回出境时必须提交的记载我姓名及入境编号的半张白卡，似乎有点不自在，心里不安了，我向一位机场工作人员询问：“这张白纸交给谁？”他回答：“airline（航空公司）”。然后，我就去41号登机口，递上我的护照，航班工作人员撕下钉在护照上的半张白卡，并在我的登机牌上盖一个印章，大概是表示收到的含义吧。Ok，就这样简单。

  　　美国尊重个人自由，回国出国就如同回家离家那么自由、随便。当然，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美国签证官限制外国人进入美国的权限特别大，一些外国人会遭受没有道理的拒绝入境，美国与所有的其它国家都有一个入境关卡，这是主权国家的象征与特权。但是，这个入境关卡对于美国公民来说，不是回国的障碍物，是一扇家门，钥匙在自己身上，打开门锁就进门，根本不需要谁批准。离开美国时，没有出境关卡，外国人与美国人一样，没有国家主权，只有个人自由，所有的人可以自由离开美国，就像在美国国内自由迁移一样。

   

  来源：石扉客
  Tag：美国 差距 制度
  chapi 发表于21时10分42秒 | 阅读全文 | 评论 0 | 编辑 | 分享 0

• 2009年10月25日

  一个北京“香港仔”的60年人生 - [时事幕后]

  ■出生前7个月：他随着母亲到香港医院接受了第一次产前检查，并且得到一张分娩预约证明。这是影响人生的重要一步，但是作出决定的却不是他本人。

  　　■出生前4周：他和母亲住在深圳的一家宾馆里，接受长达14天的待产准备。

  　　■出生前2周：终于又到香港医院了，这里将成为他的出生地。

  　　■出生第2天：他和母亲离开了香港医院。其实他本来可以在那里多住上几天的，但是因为床位紧张，医生不得不缩短了他和母亲的住院时间。

  　　■出生第3天：拍照，办理证件。几天后，他一下子拥有了5张证件：出生证、回港证、回乡证、护照和身份证。这一切都为了说明，他是一个“香港仔”。

  　　■出生1周后：乘上从深圳返回北京的火车。北京是他的家乡，但是从出生那一天起，他的身份就和这里绝缘了。

  　　■18岁之前：这么多年来，他只去过3次香港，为了更新证件上的照片而已。在北京，他上幼儿园、小学、初中乃至高中，他和他的同学说着一样的乡音，只不过他的身份一直是借读生。

  　　■18岁：这一年，同学们都参加高考了，但是他没有资格参加。他要面对的考试要迟一些，但是也要容易一些。

  　　■60岁：他退休了。如果没有变数，他终于可以领取到香港的养老金了。也许这是身为香港居民的他所真正享受到的第一份福利，但恐怕也是最后的福利。

   

   

      李琛的第一张证件照片，是在香港一家照相馆拍的。那是他降临人世的第三天，和所有的新生儿一样，这个连眉目都算不上清晰的男孩被裹在襁褓中，困难地微睁着双眼，随即在镜头中被定格。

  　　两个月后，北京双井附近的一户商住两用房里，准妈妈邱丽在李琛的护照上看到了那张照片。负责接待她的工作人员说，这孩子父母工作太忙，一直没空过来领走证件。深蓝色的护照封面上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这是一家专门从事“香港生子”业务的中介公司，每周都有两三个北京孕妇通过这家公司前往香港，生下一个怀揣香港居民身份的婴儿。这些婴儿被人们称为“香港仔”。邱丽端详着照片上的李琛，下意识地抚摸了一下自己尚未隆起的小腹。正对面的墙壁上贴着一行鲜红的标语：“让你的宝宝赢在人生的起跑线上！”

  　　“拿到预约证明就行”

  　　“您这是第几胎啊？”“第一胎。”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瞄了眼邱丽的身材：“怀孕多久了？”“3个月。”“那现在办手续正合适，再过些日子，肚子大起来可就不好办了。”但邱丽随后被告知，即使身材走形了也有顺利通关的办法，“衣服穿得宽松点儿，坐在车上过关，是不是孕妇一般看不出来。”这下邱丽倒有些犯嘀咕：“怎么听着跟偷渡似的。”

  　　此前，她在网上检索“香港生子”的信息时发现，北京有十多家中介公司都在经营此类业务。但是在工商部门查询这些公司的营业执照却发现，其经营项目种类名目繁多，包括商业演出、广告传播、进出口贸易等，而和她打交道的这家公司，营业执照上经营项目只不过是“教育咨询”。

  　　“您放心，我们营业两年多，到现在还没出过事儿呢。”工作人员为了打消邱丽的疑虑，这样告诉她：“从2007年2月起，到香港生孩子已经完全合法了。”

  　　这种合法化的说法最早源于2001年一起案件的审判结果。香港特区终审法院所做出的裁决，使得一名父母皆非香港居民的内地儿童得以确认港人身份。香港适用的是判例法，这意味着在港出生的中国公民均可享有港人身份及福利。2007年2月，特区政府发布公告称，怀孕7个月的内地孕妇必须持有预约证明才可以入境香港分娩。

  　　按照当时香港的媒体报道，特区政府设立这则规定的初衷，是为了避免大批内地孕妇赴港产子而设；但是中介公司却都将其解释为，“这说明特区政府已经向内地孕妇放开了，只要能够顺利拿到一张预约证明就行。”

  　　四种“套餐”均价8万

  　　据中介公司工作人员透露，到香港生孩子的北京人中，有娱乐明星、公司白领，甚至还有公务员；其原因无非是生二胎、未婚生子、为移民做准备、或给孩子创造发展条件。要想办个香港户口，代价倒也颇高。工作人员向邱丽介绍了4种套餐服务，价格从4万元到15万元不同，签约最多的是一种8万元套餐。

  　　8万元套餐服务共包含20个项目，从预约产房、陪同产检和提供酒店住宿，到办理相关证件及手续等。所有的费用将分5次支付：双方签订合同时支付5000元、第一次赴香港产检时支付5.8万元服务费(其中4万港元由医院收取)、产前入住医院支付1.3万元、领取证件时再分别支付3000元和1000元。

  　　然而8万元仅仅是一个底限。准妈妈们往返京港两地之间的交通及餐饮费用并不含在其中；需要在香港超期逗留的话，则要按每天500港元的价格支付住宿费用；如果母亲或婴儿产后需要特别护理，所有相关费用也必须自行解决。

  　　还有一个颇为重要的细节：万一胎儿因不可抗力而流产，那么这8万元费用只能实现部分退款；特别是由医院收取的费用，要根据香港当地医院的相关规定来决定退款金额。工作人员向邱丽坦白：“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最好的结果是医院能退还2到3万港元，还有的医院一分钱都不会退。”

  　　　医院床位约到了10月份

  　　潜在的风险并没有阻碍准妈妈们南下的征程。

  　　在中介公司描绘的“香港生子路线图”上，深圳罗湖口岸成了一个重要的进出通道。第一次前往香港，准妈妈将被安排在指定的医院进行第一次产前检查，并领到一张分娩预约证明。怀孕37周时抵达深圳进行待产，两周后通过罗湖口岸进入香港进行第二次产前检查。随后她们便会住进医院，直到孩子降生后的5个工作日，办齐所有相关手续，带着她们的“香港仔”通过罗湖口岸离港返京。

  　　内地孕妇团规模之庞大，连她们自己都感到惊讶。一位妈妈在网上论坛中回忆自己的赴港经历时说，医院里到了探视时间，随处都能看见说着普通话、拿着港澳通行证的内地亲戚。在通过罗湖口岸时，她听到一则趣闻，有个早产的孕妇没来得及过罗湖桥，就生下了孩子，“只差一步之遥啊！”

  　　由于内地妈妈的大量涌入，香港一些医院出现了“床位危机”。邱丽前去咨询的中介公司，通常都会将孕妇带到香港仁安医院，这家位于香港新界东区的私立医院共有近400张床位，虽然才刚6月，但医院连10月份的床位都预约满了。

  　　由此产生的私立医院价格高企，已经引起了香港本地居民的不满。香港医管局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2001年时在港生子的内地孕妇只有620名，到2004年时便突破了1万人，如今在香港公立医院分娩的孕妇，每三个人中便有一位内地孕妇。当地媒体甚至一度用“霸床”之类的词汇来揶揄内地孕妇。

  　　“床位都要乞，交税为啲乜？”香港本地孕妇在一次抗议行动中打出这样的粤语口号，换做普通话，大意是说，“既然床位都难求，为什么还要交税？”

  　　“终身保险”是不是“水中月”？

  　　对于很多准妈妈来说，赴港生子仅仅是为了中介机构推销业务时所说的“香港优势”。工作人员这样告诉邱丽：“香港仔”可以享受12年免费教育福利；他们持有香港护照，到全球130多个国家都可以免签证；他们可以在60岁之后领取香港的养老金，“这就相当于买了一份终身保险。”

  　　然而这一切未必能够全部应验。

  　　“香港仔”所能享受的12年免费教育福利，仅在香港本地上学才能有效；如果这些孩子在北京接受教育，则需要办理借读手续，“和外地孩子一样对待”。工作人员承认，一些“香港仔”的父母为了得到香港的免费教育，不得不舍近求远长年租住在深圳，每天接送孩子往返深港两地上学。

  　　被称做“终身保险”的香港养老金福利制度，似乎也并不如其宣称的那样可靠。早在几年前，内地孕妇赴港生子便引起特区政府的注意，相关法律条款将被修改的传闻也一直存在。与此同时，计生委有关官员近年来曾多次强调，内地孕妇赴港生子，如果其孩子取得居港权，将丧失内地的户籍和福利。

  　　一场不公平的人生竞赛

  　　也许只有在面对高考的时候，“香港仔”确实可以赢在起跑线上。

  　　在完成高中学业后，“香港仔”无需参加内地的高考，而只需要准备面对“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台湾省学生考试”。根据教育部下属有关部门发布的招生简章，只要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便具有报名应试的资格。

  　　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称，这一考试的难度要比高考容易许多，并且很多重点大学的录取分数线也要比高考分数线低200分左右。而这些“香港仔”上学后所需要缴纳的学杂费标准，和内地普通学生完全一致。另外，如果他们连这样的考试也应付不了，还可以参加香港高中会考，赴港上大学。

  　　然而一些内地家长却对此颇为反感。有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内地“香港仔”都会回到内地生活。这意味着他们成长过程中真正消耗的是来自内地的医疗、教育等资源，甚至连求职就业都要和内地同龄人共同竞争。“一位北京家长认为，如果这就叫做“赢在起跑线上”，那么不妨说这场竞赛原本就不公平。

  　　在网上论坛中，有人说：“内地和香港之间经济水平、福利待遇的差距日渐缩小，香港大学也已从内地招收学生，我不明白一个香港户口能给孩子带来什么好处？”这位网民认为，也许当孩子长大之后，香港居民身份的优越感恐怕早已荡然无存。

  　　调查手记　60年的事儿　谁说得清

  　　记者在采访时有幸看到了几个北京“香港仔”的证件照，这些孩子天真的表情与成人们的争执毫无关联。孩子没有错，他们的父母似乎也没有做错什么，至少他们在完成赴港生子的过程中，似乎并没有违反内地和香港的任何一条法律；以此为前提，将孩子生在北京还是香港，纯粹是个人的自由选择。

  　　抛开社会公共资源和道义不谈，这道选择题妈妈们该不该做？做对了吗？当成千上万的内地孕妇团奔赴香港生子时，这已不再是个人的问题，而演变成了一种社会潮流。导致出现这种非正常流向的根源，在于内地和香港之间客观存在的社会福利制度与生活水平的落差。妈妈们为孩子谋求一个美好的未来，于公于私本无可厚非，但需要提醒的是，这种选择的背后隐藏着一种短视的风险。

  　　我们承认两地之间的现实落差，同时也应当看到这一差异正在逐渐缩小，甚至有逆流的趋势。在这个变动的过程中，谁又胆敢预言得出，60年之后两地的社会环境会处于何种形势？用今天的价值去判断明天的行情，那更像是赌博。尤其是对于孩子来说，自己的命运被莫名其妙当做筹码，恐怕才是最不公正的事情。既然人生是属于他们的，那么不妨还是把选择权留给他们去做主吧。

  来源：人生苦短
  Tag：香港 香港仔 香港生子
  chapi 发表于22时38分52秒 | 阅读全文 | 评论 0 | 编辑 | 分享 0

• 2009年10月25日

  老挝如何“不折腾”？ - [时事幕后]

  作者：秦晖

  来源：经济观察报

  表里如一的国度

  飞机掠过了莽莽苍苍的丰沙里原始森林、战争年代血流成河的查尔平原和烟波浩渺的南俄湖，下午两点多钟，我们降落在老挝首都万象西郊的万岱国际机场。我们的东南亚考察开始了。

  万岱机场的规模比我国多数省会的机场还小，大约与喀什、延安这类地方机场差不多大。走出机场往东不到一公里就进入了万象市区。除了旅游者喜欢描述的异国情调外，一般人到了这里的第一印象都是：这是个穷国，一个“欠发达国家”。而且，这个国家穷得表里如一，不像一些非洲国家那样，一方面老百姓穷得饥荒不断，野有饿殍，另一方面首都的许多“形象工程”却宏伟得令发达国家都自叹不如。

  老挝百姓的生活其实不像外人乍看上去那么差。但是首都万象的市容，不要说与一些国家的首都不能相比，就是与河对岸的泰国边城廊开 （泰国70多个府城中规模居中的一个）也差得很远。1975年老挝革命成功至今也34年了，万象只是人口增加不少，主要市区并没有多大改观，没有进行过成片的“旧城改造”，也看不出规划“新城”的痕迹。没有工业区，没有在前苏联等地常见的大片火柴盒式国有宿舍楼群，除了城东北的凯山·丰威汉大道上的新总理府、革命纪念馆、凯山·丰威汉博物馆等仅有的几座“形象大厦”（规模也一般）外，全城看不到连片的新市区。主席府、文化宫等政治性建筑都零散分布于老城区中，不显山不露水。

  万象的市政设施可以说是相当落后，没有地铁，没有高速公路（全国也没有），没有立交桥，去年建桥连通对岸泰国廊开的几公里铁路也是全国唯一的，号称 “结束了老挝无铁路的历史”，但这条口岸线路主要用于与泰国的进出口运输，并未开通客运。街上出售的万象市区地图上，连每个红绿灯路口都一一标出，就像北京地图标出各个立交桥一样——万象多数路口没有红绿灯，正如北京多数路口并无立交桥。万象市区沿湄公河延伸10余公里，但河岸多是自然状态的土岸，有防洪堤的地段也是土筑，没有衬砌河岸。滨河马路也是一边民居一边土岸的普通道路，没有其他国家的河畔都市常见的河滨公园或顺岸景观大道。当然，现在这种状况已经在开始改变，我们来时，市中心的一小段河岸正在铺砌花砖，建设河滨绿化带。

  一些发达国家由于私车普遍，公交呈现衰落，而一般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城市运转在很大程度上都依靠公交系统。万象这个城市却很特别，她的人口也有60万之多，居民汽车拥有量很低，但整个城市几乎没有公交系统。市内可以看到一些闲置未用的公交站棚，据说原来曾试办公交，因乘客少，经营不善，都关张了。如今万象除了两条郊区公共汽车线路（一条通往北郊的国立大学，一条通往东南郊的泰老边境口岸）外，没有别的市内公交。出租车只在机场等少数地点可以叫到。居民出行，除了骑自家的摩托车或者步行外，唯一的选择是在大街小巷穿行自如的 “突突”（tuk－tuk）车，即一种使用摩托发动机的机动三轮车。它像中国城市的出租车那样属于公司所有，司机租用，统一管理。万象街头的“突突”是一大文化景观，这种车虽简陋，却装饰花哨，灵活便捷，易于绕过拥堵路段，而且服务态度还好，虽然不打表，但在民风淳朴、人人信佛的老挝，司机很少“宰客”，价格十分低廉，即便远至郊区如泰老大桥，返程往往空驶，却也不加价。这种“穷人的士”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有，中国很早就取消了它，我认为这如同许多城市禁止小排量汽车一样，是一种追求豪华“形象”而不顾穷人的“超前”规定。不过，虽然许多国家有这种交通方式，但还是将其设为公交系统的辅助，像老挝这样在几十万人口的大城市中将它作为几乎唯一的公交方式的国家，我还没有见过第二个。

  万象市内路况不佳，因此也有交通拥堵现象，但是并非因为汽车多，而是牛车、马车、行人摩托与汽车混杂的情况下发生的“穷国式拥堵”。在通往老挝最高级别的部队医院“103医院”附近的有农贸市场的路上，我们就被大群拉货板车堵过20分钟。

  老挝自从“革新开放”（越南对改革开放的称呼，老挝跟着叫）后20年来经济增长速度也算相当快，但并没有出现以国内资金来大兴土木的情况。比较大的工程不是外国援建，就是外国投资。前面提到的万岱国际机场由日本援建，至今也是日方在经营，湄公河上的泰老大桥是澳大利亚援建的，给万象供电的老挝目前已建成的最大水电站南俄河1级也是日本援建，市中心的国家文化宫是中国援建的，万象最高建筑、也是迄今唯一十层以上的大楼、湄公河畔的“同善岛大酒店”是华商投资的，最近最著名的就是后面还要提到的“东南亚运动会”场馆群，那也是中国投资的。这给人的印象是，老挝本国新增的经济财富都流散在民间了。

  悠哉佛国

  万象城内，在一片片参差不齐的民房和低层商住楼中，唯有小乘佛教的庙宇金碧辉煌，而且数量很多，成为最抢眼的风景，也是老挝吸引游客、展现异国情调和历史传统的重要文化遗产和观光资源。据说万象过去有多达150多所寺庙，多年之前宗教曾受到政府打压，关闭了不少。革新时期宗教复兴，现在仍有佛寺60多座。雨季里来到万象，看着空又中满城雕梁画栋、金瓦白墙、翘脊高耸、重椽相叠、飞檐流光、群龛溢彩的古刹新宇，梵音缭绕，佛相庄严，不由人想起杜牧的名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与许多宗教传统浓厚的国家一样，佛寺在这里不仅是宗教场所，也是文化教育中心，过去甚至是唯一的教育中心。时至今日，万象的许多小学仍然设在寺庙内，这个现象耐人寻味。

  不少佛教胜地名闻遐迩。城东北的塔銮，在老语的“齐头式地名”中意谓“皇家之塔”，建于1566年，是全国最大的塔銮寺（瓦塔銮）所在，也是老挝历代国王与顶级高僧的骨灰安放之地，老挝国徽上绘有它的图形，可谓国宝。该寺群塔簇拥，主塔高耸，各塔皆通体贴金，光耀十里之外，规模仅次于缅甸的仰光大金塔。城中心的塔丹（黑塔），是万象城内留下的年代最久且未经重建的古迹，为暹罗征服老挝时所建。据说是因为老挝人以被暹罗征服为耻，现在这里并不是重要景点，也没有维修，显得很颓败（说来也怪，对于法国殖民那一段他们的感觉很不同，虽然老挝也抗法，但法国风情在这里仍处处可见，殖民时期的法式建筑也受到珍视）。塔銮和玉佛寺、西萨寺要买门票，并不贵，而其他的绝大多数寺庙，包括许多很有价值的寺庙都可以免费参观。

  旅游业现在也是老挝的支柱产业了，而且无论从数字看，还是从街上随处可见的外国“驴友”、市区到处分布的民居旅馆（称为GH）看，这个行业也的确比较兴旺。但是这里的旅游没有国内那样浓烈的商业气味。无论卖票的还是免费开放的地方，都没有熙熙攘攘的景象，更没有摊档云集、成群小贩追着游人兜售物件的景观。老挝也有许多旅行社，但主要业务似乎以接待自助游为主，街上到处可见外国“背包客”，或独行侠，或出双入对，三三两两，却没有看到国内那种导游一手执旗、一手吹哨，带着一大队游客鱼贯而行的场面，各商店也看不到导游带队导购的情景。旅游是休闲而不是“赶集”，只有在这里才体会到了。

  老挝的困难也体现在文化上。这里基本教育还是普及的，学校建筑按老挝的发展水平看应该说很不错，万象的学童都穿着校服，精神不错。但图书就不敢恭维了，整个万象没有像样的书店，一些私营小书店书籍很少，而且价格奇贵，一张万象地图开价折合人民币达三四十元，以一般老挝人的收入，买书真是太奢侈了。可以理解的是：由于老挝是小国，老文书籍发行量很小，出书成本就很高，所以这里的书店大量卖的是泰国书（泰老语言相近，懂泰文的老挝人很多），而且以二手书居多。

  为何没有“柏林墙”？

  差不多从一进万象城，我们就能看到街道两旁凡是“公家”的建筑物都竖着旗杆，挂着两面旗：老挝国旗和老挝人民革命党党旗。很多国家都有国旗遍挂的习惯，但党旗也与国旗遍挂，即便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也只在老挝见到。在国内除了党务机关，党旗一般只有在入党仪式上才出现。而这里不但公家建筑并树二旗，许多商店、民居也都挂着二旗，甚至一些大排档、修车铺也插着两面小旗。

  执政党的影响力还表现在许多方面：党博物馆（凯山·丰威汉博物馆）与人民军博物馆都比“国家博物馆”更大而且气派；最好的医院不是国立医院，而是军队的103医院；党政建筑都是围墙设岗，不能任人进出。

  老挝的社会问题还是很突出的。与老挝人交谈，他们都叹息特权严重，官僚颟顸，吏治腐败。他们说，老挝政府官员工资极低，折合人民币约仅一两百元，但很多“斗食小吏”却都有豪华洋楼，高档私车，还呼奴使婢，不知他们钱从何来，如此等等。

  这样一个十分贫穷而且问题丛生的国家，与对岸的泰国形成鲜明对比。泰国当然也有一大堆弊病。但是要论贫富，两国的差距绝对要比东欧剧变前东西德的差异大得多。那时西德人均收入是东德的3倍，可是泰国人均收入在1997年危机前曾9倍于老挝。这些年泰国有点自乱方寸，老挝却由于基数低，增长得较快，不过现在泰国人的平均收入也要比老挝人多6倍。泰国这个指标比中国还高不少，而老挝却比中国低得多。在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方面，泰国的水平也明显高于老挝。往来泰老两国间，泰境高速公路四通八达，车行如梭，一入老境，就变成人、畜、机动车杂行的小路；湄公界河上，这边的边城小镇都比那边的首都省会繁华许多。一边是高楼林立，霓虹闪烁，一边是破旧城区，市井萧索。对比之鲜明，实有甚于当年勃兰登堡门内外的两个德国。

  如果两国文化差异或地理屏障大些还好说，偏偏泰老又是近得不能再近。从地图上看，版图狭长的老挝横亘于越南与泰国之间，但实际上老越边界是“东南亚屋脊”长山山脉的崇山峻岭，人烟稀少；而老泰边界却是湄公河，一衣带水。此河纵贯老挝南北千余公里，除了上寮的琅勃拉邦附近与下寮的巴色附近两小段外，大部分都是界河。而老挝本是山国，全境九成是山地，只有沿湄公河一线平畴，故而全国大部分人口都聚集在河边，也就是密集在边界上。首都万象与第二大城市沙湾拿吉都滨临界河，分别与泰国城市廊开、穆达汉隔河相望，两边差异可以说历历在目。
  

  泰老之间

  而泰老两边的人种、语言、宗教文化又十分相似，与越南则相差甚远。过去很多书都说老挝有三大族群，即老龙族、老松族与老听族。实际上这个说法容易引起误解，因为这三个称呼在老挝语中本是地域之分，而非族群之分：“老龙”指水边的人，“老听”指半山腰的人，“老松”指山顶的人，均为多族的组合。“老听”主要是克木族，“老松”中最多的是苗族，而“老龙”占全国人口的70%，一般就代表了老挝，它包括老族和“普泰”。“普”（布）是壮泰语支诸语言中“人”的意思，我当年在滇黔桂交界地区当下乡知青，那里的壮族都自称“布依”，与邻近的贵州布依族实际上是一回事，而汉人则被称为“布哈”（“客人”）。所以“普泰”实际上就是“泰人”，与泰国的主体民族是一回事。而老族（又译“佬族”或“寮族”）共有2400多万，只有七分之一在老挝，称为这个小国的主体民族，其余的绝大多数都在泰国，占泰国人口的35%，是泰国最大的少数民族，也是泰东北19府即所谓“伊森地区”的主要居民。而伊森地区对老挝而言就是湄公河对岸。换句话说，泰、老实际上都是两国的跨国民族，而且两族的大多数人都居住在泰国境内。

  这两个民族本身也十分相似，老挝国内把他们统称“老龙”的确是有来由的。首先，二者语言不仅同属一系（汉藏语系），而且同属一族 （壮侗语族）一支（壮泰语支）。早就有人说，中国广西的壮语与泰语相似。老语介于壮泰之间，与泰语就更相似。我离开壮乡毕竟已经30年，原来熟悉的壮语已经生疏，加上壮、老之间还是有些差异，所以通常语速的老挝话听不大懂，但仔细分析一个个词汇，却大都与壮语差不多。泰语和老语自然更是如此。而越南语（中国叫“京语”）则是汉藏语系中一种语族未定的独特语言，越南语言学家甚至否认它属于汉藏语系，说是应该属于南亚语系，如果是那样，它与上述各语种的差别就大了。其次，泰、老两族的文字更为相似，老挝寺庙中较古老的老文 “多坦”（“经文”），形体和拼写均类似旧傣仂文（古泰文，现在西双版纳傣族仍用），而现在通行的“多老”（“老文”），形体和拼写都近似当代泰文。无怪乎老挝书店都卖泰版书。而越南文与泰、老文字就截然不同。我国的壮族与老族虽然语言相近，文字却毫无相同之处。古壮文是类似汉字的方块字，新壮文则是20世纪50年代搞的拉丁化拼音字。这与宗教文化背景有关。泰、老两族都笃信从印度南传的小乘佛教，文字也是从印度的梵文字母演变而来。而壮族与越南人都受中华文明影响，佛教也是汉传佛教（仅指越南北方，越南南方有高棉等少数民族带来的南传佛教），所以古代文字是汉字式的，现代文字则是“西方化”的。

  宗教、语言、文字之外的其他民俗，泰老也多有相似：两者都隆重地过“宋干节”（泼水节），传统上都用佛历，建筑风格、饮食习惯与一些风俗禁忌也相当类似。

  老挝人与泰人历史上长期恩怨纠结，与越南倒没有多少关系。法国人来了才把泰、老分开，而把老、越拉到了一起。在法国人到来之前，原来的老挝古国已经解体，分裂为数部，均为暹罗（泰国）的藩属。法国势力从越南渗入后，1893年以武力迫使暹罗签订《法暹曼谷条约》，把湄公河以东划归法属印度支那。而大多数老族人居住的湄公河以西仍属于暹罗。所以这个条约划定的边界既不是文化界线，也不是民族界线，仅仅就是政治势力范围而已。

  稳定之谜

  既然湄公河两岸民族、文化差异很小，两边如今贫富差异这么大，为什么没有出现老挝人跑到泰国的潮流，就像柏林墙建成前的东西德一样？

  泰老边界当然不像美国与加拿大边界或欧盟各国间边界那样不设防，但也绝不如是逃亡者无法逾越的天堑。老挝人民军有一支500多人的“内河部队”，在湄公河上设有8个基地，主要就是用于控制边界的。但对于上千公里河道，这支小部队并不能严密封锁，事实上也很少听说它在抓捕偷渡者方面有什么作为。湄公河洪枯流量相差悬殊，枯水期很多地方可以涉水而过，两国居民不经官方口岸而私自来往的事并不稀奇。没有发生大逃亡，主要还是因为没有逃亡的动力。在万象到沙湾拿吉的湄公界河上多年前一直有长途客轮航线，后来停航了，因为一些“第三国公民”借助这条航线上的船驶近泰国河岸时入水逃亡的事时有发生。但是老挝人却很少这样做。

  这是为什么？有人说是因为小乘佛教使人安贫乐道，不慕繁华。这也许有点道理。但是缅甸与老挝同样都虔信小乘佛教，也同样贫穷（老挝可能更穷），在泰国的缅甸逃亡者却多达百万计，成为国际关注的严重问题，而老挝逃亡者却很少见，两者形成鲜明对比。这又怎么解释？

  有人说，想逃的老挝人1975年已经逃了。这也可算是一说。老挝主要城市背靠界河，逃亡比较容易，因此1975年老挝内战时，不少反对“巴特寮”（今天的老挝人民革命党）的人士就过河到了泰国。不过那时普通老挝人并没有大量出逃。在老挝，一些山地少数民族，主要是“老松”中的苗族曾与现政府关系紧张，但是老挝的主体民族，无论老族还是普泰，出走的很少。

  潇洒的贫困？

  我觉得，这种情况的第一个原因应当是老挝人生活压力很小。我自己对此有些体会。想当年我在广西插队的壮乡，从货币收入来讲也是穷得一塌糊涂，一个劳动日的工分值只有1角几分钱，除去实物，强劳力一年的分红钱才十几元。但是我所在的田林县是广西面积最大、人口密度最小的县，人均生存空间很大，而且那里是亚热带丛林地区，植被茂盛，生态甚佳，据说传统时代即使遭灾颗粒未收，靠采集渔猎也能生存。我们刚去时当地山民甚至都不种菜，做饭时支起火塘到寨子附近林中采些竹笋野菜什么的就下锅。当然那也是穷日子。但是后来我到西北工作，看到那里一些苦旱山区，用货币收入来衡量与我们田林也差不多，然而那不毛之地草都长不起来，人口却高度密集，饮水、烧柴都困难之极，庄稼一旦歉收，不逃荒就没法活。这才感到那货币收入有时并不能说明一切，这里的贫穷和我们那里的贫穷不是一回事。后来改革潮起，这里的农民群起外出打工。而我在上世纪90年代末回到当年插队的寨子，看到那里其实变化不大，依旧贫困，但却没有什么人外出挣钱。因为家乡虽穷，但没什么生存压力。

  老挝的情况大概就是如此，这个国家有点像我们那个滇黔桂之交的山区。它的面积与广西相当，人口却不到广西的八分之一。如果与泰国境内老族聚居的伊森地区相比，老挝的面积比伊森地区大了40％，人口却只有其28.8％，人口密度为其五分之一。老挝也是个热带丛林之国，温暖湿润，光、热、水、土充足，植被茂密，生存资源丰富。虽然山林多耕地少，但人口更少。从农业社会的角度看，这么少的人在这里讨生活还是相当容易的。只要没有战乱，这里就犹如汉人所谓的世外桃源，藏人所谓的香格里拉，西人所谓的伊甸园，有点“富贵于我如浮云”的味道。

  老挝人虽然钱少，但基本可以说是丰衣足食。论气候，老挝水稻可以三熟，但农民只种一季，他们不吃杂粮，甚至不吃籼米，而只吃生长期长、产量低而口感好的糯米。肉奶消费不多，但喜欢吃鱼，菜蔬水果不一而足。老挝周边邻国如越南、柬埔寨与缅甸，历史上都发生过严重的饥荒，但老挝从来没有。老挝农民还有个习惯与我当年插队的壮族山寨相同，那就是特别爱干净，比我们这些城里来的知青还怕脏，种的是“卫生田”，除牛粪（据说那“不很臭，还能忍受”）外，不施别的粪肥，尤忌人粪尿。老挝农村也有类似壮山的习惯，“没有厕所，但决不能在田间方便”是很多“游客须知”都强调的禁忌。由于欠发达的老挝化肥施用量不大，田地产量不是很高，但这并不影响农民的丰衣足食。

  万象城市虽破旧，饮食水准还颇高，到处是高中低各档食肆，挤满食客。老挝餐和中、泰、韩、马（来）各国馆子就不说了，法国西餐尤其出色。据友人说，万象的法餐馆比北京还正宗，毕竟曾做过法国殖民地。老挝作为热带国家是咖啡出口国，虽然量不多但品质甚佳。老挝工业很少，但“老挝啤酒”算是个明星企业，这家公司私有化以后越来越火，不仅占据了国内市场还大量出口，在东南亚已成名牌。西餐、咖啡、啤酒在万象并非只有外国游客消费，老挝人还是主要顾客。在这些方面，老挝人还是颇为“西化”的。万象私车不多，但摩托普及，自行车较少。公交与出租汽车的不兴，主要就是被私家摩托排挤的。

  这样的生活算不上富裕，但老挝人付出得也少。他们对未来预期稳定，工作时间较短。农村只种一季，城里人也很 “潇洒”——不少国人说是懒散，但是曾有学术研究指出：热带地区原住民由于自然原因，代谢损耗大，体力活动持续能力较低，印度、印尼、拉美都有这个特点。中资公司的朋友曾提到：他们曾用提高小时工资的办法鼓励老挝雇员加班，没想到雇员反而因此缩短了工时，因为他们考虑的不是怎样挣最多的钱，而是为了挣到够用的钱应该劳动多久。小时工资高了，他们自然就可以少干一些了。这种现象在马克斯·韦伯的书中曾经提到。他认为“利润最大化”是“新教伦理”的观念，而天主教伦理则倾向于“闲暇最大化”，但是这种说法说服力应该很有限，因为在老挝并不存在这样的宗教上的区别。
  

  老挝人看泰国

  事实上老挝人不仅没有大量往国外跑，老挝农民也没有大量往城里跑。老挝没有户籍制，但农民并没有因此大量涌进城市。万象1975年时人口近30万，如今也不过60万。万象没有大兴工业、大量招工固然是个原因。但是万象对于“非正规就业”并不严格管制，街头摊贩到处可见，却也没有因此导致“城市爆炸”、社会失序，见不到大片的“贫民窟”。万象当然不是可以到处乱建棚户的，但除了重要公共区域外，通常不需要政府来管。民间社区可以调节这种事。万象城里各村（他们城里与乡下的基层社区称呼相同，犹如日本城乡都叫“町”，老挝华人也把这里的社区与乡下一样译作“村”），都是熟人社会。外来人摆摊设点、收破烂修五金什么的，只要大家需要就会容留。

  老挝农民没有大量往城里跑，和老挝人没有大量往国外跑是同样道理。反观湄公河对岸，伊森地区人口密度是这边的五倍，虽然收入高，但生存竞争和生活压力都比这边大。而伊森地区比老挝虽然富得多，在泰国仍算贫困地区，人们不是与对岸比，而是与曼谷等泰国其他地区比，这样一比心里并不舒服。所以“伊森人”（泰国对当地老族的称呼）到曼谷等地打工的倒是很多。在这边的同族看来，这种生活方式并不那么令人羡慕。我们认识一个富有的老挝生意人，他每个礼拜天都跑曼谷去消费，但绝不常住。“那里太闹，”他说。我们也问过一位老挝的穷人，他曾在伊森地区打工。“整天忙碌，没意思，”他说。我以为，这一穷一富的两个老挝人的感觉很有代表性。

  老挝人对于泰国还有一种有趣的情绪。老、泰不仅文化相近，历史上应该说他们受泰国的影响也是长期的，相对而言，泰国传统上文化比老挝发达，对老挝文明有正面影响，但泰人势力也比老挝大，对老挝有欺压，尤其是18世纪后老挝长期沦为泰国的藩属。而法国的殖民时代从1893年《法暹条约》到1954年日内瓦会议，也就60年。但是很多老挝人尊法而蔑泰。他们也抗法，但且抗且敬，而对泰国他们则且拒且厌。

  “不折腾”的老挝革命

  老挝在历史上没有像一些邻国一样陷入大饥荒。这或许与老挝革命的特点有关。

  如前所述，1893年《法暹条约》后老挝摆脱泰国的宗主权，进入法属印度支那的版图，而法属印度支那的中心在越南。从此越南对老挝的影响超过了泰国。从法属印度支那独立出来的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都起源于越南人主导的 “印度支那共产党”。不过仔细研究可以发现，越南与柬埔寨两国的早期共产主义先驱都是留法的，然后在本国发展，越南的胡志明、孙德胜和柬埔寨的波尔布特、英萨利、乔森潘都是如此。而老挝的几代共产党的实际领袖 （不是像苏发努冯那样的挂名的），从凯山·丰威汉、坎代·西番敦直到现在的朱马里·赛雅颂，都是越南培养的（凯山还有一半越南血统），他们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全是军队司令、带兵的人。这两个特点，前一个使老挝革命具有更多的从越南输入的性质，难以深入本土社会，后一个使他们不像一些知识分子型的职业革命家，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淡。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对凯山就有这种评价。

  老挝革命其实很大程度上是越南军队打下来的，只是一种军事胜利。而老挝人民革命党自身力量不大，据说1975年掌权时党员也不过千余人，而且几乎都在军中，地方上近于空白。老、越、柬三国的革命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革命彻底胜利前共产党即使在自己的控制区也是“地下”的，柬埔寨共产党、老挝人民革命党和越南劳动党 （南方抗美时期是越党的南方局）都不公开，实际领袖（柬埔寨的波尔布特、老挝的凯山和南越的阮文灵）也躲在幕后，出面活动的只是外围统战组织，如柬埔寨的“流亡政府”、老挝爱国阵线和越南的“越盟”（抗法时期）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 （抗美时期），以及它们的挂名领袖（西哈努克亲王、苏发努冯亲王、阮友寿律师等）。历史较久实力较强的越共、柬共倒还罢了，本来力量很小的老挝人民革命党在这种条件下更难扩大影响。因此虽然在1975年后，随着老挝政权更迭，外交上也唯越南马首是瞻，但“社会革命”难以深入，传统社会与文化的凝聚力并未破坏。

  1975年革命胜利后，老挝乡土社会受到的实际冲击仍然有限。1978年老挝推行集体化曾导致一些恶果，但在尚未发展成饥荒前当局就发觉不妙，于是知难而退，也很快放弃了其他强行改造社会的尝试。当时越南的“革新开放”尚未开始，一些老挝人自豪地说，他们走在了越南人的前面。戈尔巴乔夫也有类似的回忆。但现在看来，所谓走在越南前面，并不是说他们真的比越南多做了些事情，毋宁说相反，他们比越南少做了些事情。

  如前所述，那时老挝人民革命党人数还很少，后来他们大力发展组织，如今据说已有党员8万人。但是这些党员绝大多数都是在放弃“阶级斗争”政策后入党的，思想不是很激进。老挝历史上也没有发生过什么残酷内斗或血腥清洗，虽然也曾有过排挤苏发努冯亲王之类的现象，但他也不过是靠边站而已。老挝还允许党员信教，8万党员绝大多数仍是小乘佛教信徒，受佛教影响很大。与传统时代一样，政府中也有腐败，但不会为某种狂想去“折腾”老百姓，不会随便拿百姓做试验品去组装“新社会”。有人可以自己建豪宅，但不会强拆老百姓的陋居而将其赶走。他们可以自己钻营肥差，但不会取缔老百姓的“非正规就业”。

  “弱政府”？

  实际上，老挝政府在很多方面对社会的控制不强。比如，中资公司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必须自己与当地百姓打交道，办理购地和安置事宜。老挝政府是不会替你搞征地拆迁，再以此来“招商引资”的。“他们是弱政府，”一个朋友说。“村里的事都是长老说了算，他们并不管什么国家需要。那些长老只考虑本地人的利益，他们不听政府的。跟他们讨价还价很费劲。”我们知道，传统老挝乡村都有个长老会，由各家族德高望重的长者组成，负责筹资维修本村寺庙（老挝几乎村村有佛寺）和其他村中公共事务。但是在这样的状态下，政府的意志如何贯彻呢？“村里设有专门的政府代表，他负责办理政府交代的事。”但另一位朋友接着话说：据他所知，实际上此人通常就是长老会召集人的儿子或者他指定的族人，因此还是要听长老的。

  老挝与中国一样，投资项目需要先提出可行性报告，再经一系列政府部门审批。但国内的可行性报告就是论证国家如何需要，项目本身又如何有效益。政府如果认可，通过审批决定上马，就会给你安排用地。但在老挝却是反过来的。可行性报告除了论证国家需要和项目效益外，还要说明用地是否已经解决，并把投资者自己与当地百姓草签的购地安置合同作为可行性报告的附件上呈，才能进入政府审批程序。也就是说，当地百姓如果不同意，可行性报告根本就递不上去。

  老挝革命前就与越南、柬埔寨有个不同：后两国基本上就是亲美执政者与共产党领导的力量双方对立，而老挝则是“左中右三方”：左派是亲越的“巴特寮”，右派是亲美的所谓“沙湾拿吉集团”，而以富马亲王为首的王国政府则是名义上中立的。尽管印度支那战争升级后“中立派”已经分化，万象当局实际上为右派所把持，但王国政府与富马首相的“中立”形式并未取消。战争结束时右派逃走，富马政府是以开门迎接的方式向“巴特寮”移交政权的，很多上层人物，包括一些未参加右派的旧贵族并未逃亡。新政权最初对他们比较客气，不久当然就翻了脸，把他们都抓到“革命老区”、全国最穷的桑怒省去劳动改造，富马亲王据说就死在了桑怒。

  但是如前所述，老挝这段“激进”时期很短，“革新”以后就让这些人返回了城市，有趣的是却发还了他们的财产。于是这些人（现在当然基本上已是其后代）又成了富人。而且与那些新近出现的暴发户相比，一般老挝人对这些 “传统富人”的认可程度还要高些。我们在老挝听到不少人骂贪官污吏，却没有听到什么人骂他们。这些人的社会地位仍然很高。由于万象写字楼极少，中资公司通常都租用这类富人的别墅小楼来办公。其中一家中资办事处是前王国政府万象警察局长出租的，气派的西式洋楼有罗马式柱廊，清一色红木装修，豪华了得。此老当年也被抓到桑怒劳改过，历劫不死，回来还是个人物。据说他这类小楼有好几栋，一栋自住，其余出租。他自己既不经商，更无多少的头衔，仅凭出租这几所私宅就过得很阔绰，经常跑曼谷去购物，在当地也俨然是社会名流，很受尊敬。

  的确，在党旗遍挂的万象，另一套象征符号也比比皆是。众多的寺庙、佛像就不用说了，万象街道以当代人物命名的只有城东北的凯山·丰威汉大道，但以历代国王、高僧命名的则随处可见，如法昂大道、三森泰大街、纳塔提拉大街等等。万象街头的国王塑像也很多。最大的塔銮广场上有纳塔提拉王像，西边从机场入城处竖着法昂王像，东边从老泰口岸入城，则三森泰王像在迎接着你（图：法昂王像）。而当代领袖只有凯山·丰威汉的一座塑像在其纪念馆内。万象“革新”初期曾经“去红色”，例如把国徽中的镰刀锤子图形换成了塔銮的图形。近年来政府又开始重视红色象征资源，把沙湾拿吉市改名凯山·丰威汉市 （凯山出生在该地），但几年过去，除了市政府牌子外好像哪里都还是旧名，刚出的交通时刻表和旅行指南、地图上也还是印的沙湾拿吉，老挝人很少有人知道那个新地名。革命前“巴特寮”挂名领导、“红色亲王”苏发努冯在革命后备受冷落，近年来又重新宣传他，今年是他的百年诞辰，年初万象命名了苏发努冯路，但9月间我们到这里时，路牌仍没变。
  

  老挝很老，老挝不老

  总之，老挝人好像对“旧事物”很习惯，而对“新东西”不太理会。不能绝对地说这好还是不好。把“传统社会”说得花团锦簇与抹得一团漆黑都是荒唐的。今天老挝仍有很多问题，老百姓埋怨腐败，而既然“革命”的变化有限，这腐败恐怕也还要从“传统”上寻根。老挝的经济增长说不上是奇迹，由于很难大规模征地拆迁，万象也没怎么“旧貌换新颜”。“革新”20年来老挝年均经济增长6%左右，虽不如中国快，但与泰国的差距还是在缓慢地缩短。老挝粮食产量在集体化时一度跌到60万吨，革新不久的1985年就增加到了154万吨，2000年已经达到244万吨，保证了人民丰衣足食。老挝经济增长很少转化为“形象”投资，但人民消费明显在改善。国际上有评论把老挝形容为“温和仁慈的威权体制”。老挝人生活安定，虽然贫富阶层分化明显，但没有突出的社会矛盾。

  如今国际上一些人在宣传 “不丹模式”，据说不丹国家很小（比老挝还小），很不发达 （应该比老挝更不发达），但“人文指数”却甚高，人民的“幸福感”很强，很快乐也很自豪。我没有去过不丹，但看看老挝，我觉得这样一种状态是可能的。在老挝，我们明显地感到他们对这个国家的认同是由衷的。街上很多人都穿民族服装，这并非政府提倡。在我们这些外人看来，老挝与泰国的语言、文字、信仰、寺庙建筑风格、饮食习惯都很相像。可是你对老挝人这样说，他会很严肃地否认，并郑重地告诉你老挝与泰国不同在哪里，而且肯定是老挝的更好。他们对民族独特性的骄傲，绝不是装腔作势给人看的。

  当然，不能说旧的东西就不需要改变。老挝人不想跑到泰国，但他们其实还是以泰国的富裕为自己努力的目标。如果他们真的那么安贫乐道，那些丧失了所有政治资本只是保留了财富的旧贵族怎么会还有社会地位？人们向往更好的生活，因此也要求不同程度地改变现状。人们追求富裕，追求新奇——但这是每一个人自己的权利。他们不希望被人以“进步”的名义来折腾，不希望被大人物当成试验 “新药方”的小白鼠。同样的道理，当他们有新的追求时，也不希望被当作献祭品摆上一些冠冕堂皇的祭坛。老挝农民未必想要挤进城市，但他们出现在城里时，也不会遭到歧视和驱赶。他们可能喜欢进步或者喜欢保守，但没人愿意“被进步”或“被保守”。从这个角度讲，老挝人的“保守”或许同时就是他们“进步”的表现。老挝很老，但老挝又不老，甚至很新潮，接下来我们还会看到这一点。

  （作者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发表时有删节）
  Tag：老挝 国家 社会
  chapi 发表于10时58分53秒 | 阅读全文 | 评论 0 | 编辑 | 分享 0

• 2009年10月22日

  超级卧底郭汝瑰的入党问题 - [时事幕后]

  作者：陈益南

  来源：南方周末

  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内涌现了一批暗中为解放军提供情报的谍报人员。其中，以熊向晖（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胡宗南的机要秘书）、韩练成（国民党46军军长、国民政府参军处成员）、郭汝瑰（国民党国防部第三厅即作战厅中将厅长）三人最为有名，他们皆为潜伏在国民党内而身份很重要的中共情报人员，为人民解放战争的军事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按在国民党军内的地位与提供情报质量数量排序，郭汝瑰似应拔得头筹。从1945年5月与中共建立秘密联系始，至1949年12月他领导国民党72军在四川宜宾起义止，他累计向中共提供大小情报一百余次，包括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及孟良崮战役计划、淮海（徐蚌）会战计划及徐州司令部兵力配置等文件、长江江防计划、江南作战计划、西南地区的兵力配备序列情况等等。

  　　但是，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三人的地位，却有着微妙的差别。

  　　熊向晖是1936年在清华大学加入中共的，他在整个潜伏生涯中，都始终是秘密在册的共产党员，与党组织一直保持着联系。按照周恩来“布闲棋冷子”的方针，熊向晖从1939年起，就以胡宗南的机要秘书身份，潜伏在胡的身边，关键时才发挥作用。1943年6月，奉蒋介石令，胡宗南率国民党第34集团军欲闪击延安，企图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熊向晖获得了胡宗南进攻陕北地区的战略部署后，立即报告了党组织。中共中央得以及时向外界揭露了这个阴谋，使国民党偷袭延安计划破产。1947年3月胡宗南率国民党军23万人进攻延安，熊向晖从胡宗南处获得蒋介石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与陕北解放军兵力配置情况，立即设法将情报送到了中共情报机构，使毛泽东与党中央在陕北得以调整部署，从容应对敌人，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后来，毛泽东称赞熊向晖，说他一人可以顶几个师。解放后，熊向晖作为周恩来的助手，先后出任了外交部、军委情报部、中央统战部、国家安全部等处要职。

  　　郭汝瑰小档案

  　　郭汝瑰（1907～1997），重庆铜梁县人。1926年考入广州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1927年春受吴玉章指派回四川，在其堂兄郭汝栋军中任排、连、营长，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失去党的联系后赴日留学，日本士官学校肄业。抗战时期，参加淞沪及武汉战役、长沙第三次会战。1945年12月和1946年3月，两次在重庆密见董必武并接受指示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工作。1947年3月任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参谋长，1948年7月任国防部作战厅长。1949年12月11日率领国民党72军在四川宜宾起义。其间多次为中共中央提供重要情报。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川南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南京军事学院教员、全国政协委员、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等职。1979年重新入党。主编《中国军事史》、《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著有《郭汝瑰回忆录》。
  
      韩练成原在西北军时，虽未来得及加入中共，但受刘志丹影响，曾接受中共领导。故1942年抗战期间，他以国民党十六集团军中将参谋长身份，在重庆秘密会见时为中共代表团团长的周恩来，提出要为中共服务后，周恩来即欣然接纳，并指示其仍潜伏于国民党内。1947年2月，解放军华东野战军进行莱芜战役，时为国民党46军军长的韩练成，奉陈毅指示，命令46军在战役中故意自乱阵脚，导致几个军的国民党军被解放军全歼，为首的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也成了俘虏。此后，韩练成又返南京，谎称越狱逃出解放区，成功地获得蒋介石信任，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参军处”参军——蒋介石的最高军事智囊机构成员，韩练成便借这个身份，多次不露痕迹地“协助”蒋介石作出错误的军事判断。后来，由于有被解放军团级战俘叛徒指认出卖的危险，1948年10月，韩练成才被迫出逃，进入解放区。

  　　1950年，韩练成正式完成了加入中共党组织的手续，出任甘肃省副省长、兰州军区中将副司令员。

  　　而被台湾媒体称为“超级共谍”的郭汝瑰，竟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间，都被排除在中共党组织之外，只有一个“国民党起义军人”身份，以原国民党国防部中将厅长之地位，长期做军事学院的教员（副处长级）。1979年，在他下放所在的四川巴县武装部党支部内，才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尔后，逐步落实政策，最后到年过七十之后，才以副兵团职级身份离休。

  　　郭汝瑰是1928年就参加了中共的，后因军队转战而失去了联系。一直到1945年5月，他已官至国民党军务署副署长时，偶然遇到在中共时的同志，从此才与中共重新建立联系。他与中共在重庆的代表董必武秘密会面，向董提出了重新回到共产党队伍的请求，甚至请求到延安去。但当时，董必武认为他在国民党内已居高位，潜伏于此，更有利于中共的事业，因此，指示他按潜伏方针办，并指定了专人（任廉儒，中共军事情报处人员）单线与他联络。对于郭汝瑰提出恢复中共党籍的要求，董必武表示，要他接受党的考验后再说。

  　　当时，郭认为只要为中共做事了，自然就能成为共产党员，这只是时间问题。对“考验”一说，他显然也很同意。于是，此后四年间，他与任廉儒秘密会见一百余次，向任送去了大量高级军事情报。直到1949年国民党政权崩溃之际，任又向郭传达了上级要郭掌握一支国民党军队，伺机举行起义的指示，郭汝瑰也照办了。他在获任国民党军第72军军长后，举行了宜宾起义，打破了国民党西南防守计划，为解放军进军大西南撕开了一个缺口。

  　　新中国成立后，郭汝瑰被任命为川南行署委员、交通厅长。其间，郭向党组织提出了恢复党籍的请求，时任川南行署主任的李大章对他说：“要进入阶级队伍，谈何容易！”说郭是原国民党中将，入党问题需中央批示，恢复党籍问题更无从谈起。

  　　郭汝瑰被调到南京军事学院后，曾先后向董必武、任廉儒等人写信，董回信说：“入党事应由基层吸收。”任廉儒则仍劝郭：“耐心经受考验，争取早日入党。”

  　　但是，入党一事始终无人出面解决。昔日早期中共党员、堂堂国军中将厅长，只好屈为“起义人员”，做一个军事教员。在1950年代的肃反、反右等运动中，郭汝瑰屡遭厄运，不是被打成“假起义的国民党特务”而遭逮捕，就是差点被打成右派分子进入另册（幸得中央军委批示：“情节轻微，不作右派处理。”），“文革”中更是经常挨斗，后又被当成不可靠的人，下放到四川巴县，一呆就是十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落实政策后，才移居重庆。

  　　应该说，与其功劳相比，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时期内郭汝瑰所受到的待遇，是不公平的。特别是在加入中共一事上，屡屡拒他于门外，更是不可思议。

  　　如果说，郭汝瑰有什么重大问题，不能让其加入共产党，但董必武、任廉儒却又指示他要经受考验，争取加入。而若没有什么问题，为何又连一个普通工人农民都能有的机会，却偏偏不给作出过重大贡献的郭汝瑰？

  　　其实，党的政策也有灵活的时候，并非全是原则教条而不可逾越；李大章对郭汝瑰所说的“要进入阶级队伍，谈何容易”一语，也未必全是道理。

  　　1940年，国民党中统特务李茂堂，与西安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表示愿为中共工作。李原是中共党员，1935年在上海被捕后自首，做了国民党特务。毛泽东得知此事，指示中共情报机构可以与李茂堂联系，发展其为中共谍报人员。1945年，李茂堂升任国民党中统陕西省负责人（中统室主任），当年11月，他秘密到了延安，向中共情报工作领导人李克农提出重新加入中共的要求。对此，毛泽东当即批准了李克农的报告，同意重新接纳李茂堂入党，并具体由罗青长（时为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汪东兴（中央社会部二室主任）二人做李的入党介绍人，以后遂有“两个主任介绍另一个主任入党”的说法。

  　　连一个在历史上有过叛党情节的特务，毛泽东都能同意其重新加入共产党，那么，根本无任何叛党污点的郭汝瑰，却为何在解放前四年中、解放后三十年间，要求入党而不能呢？若说对共产党的重要性，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中将厅长的作用，不会比一个省的特务机关首脑的作用小吧？

  　　然而，不知为何，李茂堂能二次进入的大门，却难于对郭汝瑰第二次开启。

  　　这是一个历史之谜。

  　　谜底在什么地方？

  　　郭汝瑰问题的当事人，都已先后驾鹤西去，郭老也以九十高龄辞世多年。现在，不妨对这个谜，来一次猜度。

  　　像郭汝瑰这样在国民党中有高级地位的人，欲加入中共，若当时在中共内部，没有对他的历史很了解、且处于很高的负责地位的同志为其开门，那么，实际上他便难于获得中共上层的真正信任，因此，在实践中，只会被视为统战的对象、合作的朋友，而不会当同志对待。

  　　韩练成是在抗战期间主动与中共进行联系的。起初，周恩来对他也是只有客气而无信任。当韩练成主动提出要为中共服务时，周恩来则说：这样做不利于国共合作抗战的局面。婉拒了韩的要求，并欲礼送韩出门了事。但是，戏剧性的情节在最后一刻发生了，临送韩出门时，当周恩来在问话中，得知韩练成就是“韩圭璋”，即刘志丹生前曾告知过的中共在西北军中的关系人时，周恩来的态度立马为之一变，亲切无比，一口一个“练成同志”了，并且指定李克农亲自与韩保持联系。

  　　韩练成的中共党籍，当时没有确定，这显然是为韩的潜伏之安全考虑。所以一解放韩练成就顺利加入了中共，并且有周恩来为之做证明人。周还对有关人员说：韩练成早就是共产党员了，现在只是履行入党手续。1955年授军衔时，周恩来还亲自找韩练成谈话，半开玩笑说：如果按国民党起义将领待遇，韩可授上将，按共产党军队资历，则只有中将衔啊！韩忙说，我要党员，不要上将。结果，韩练成被授予解放军中将衔。

  　　李茂堂的情况与韩练成类似。他之所以能以国民党特务之身而重新加入中共，首先是因为有中共负责西北情报工作的领导人王超北的力挺。王与李原在上海就是党内同事，王领导李，李被捕后的自首情况，王也知道一些。同时，王超北又是李克农的重要助手。作为国民党中统局在陕西的头头，李茂堂重回中共队伍，无疑对中共获取更多国民党的情报，是大有益处的。王超北、李克农，还有毛泽东，在斗争中都是很务实的人，不是书呆子。因此，李茂堂重入中共队伍，比韩练成、郭汝瑰都要顺利，解放前就解决了党籍一事。

  　　郭汝瑰呢？

  　　虽然他早在1928年就加入了中共，但是，他的党内同志却都只是中共基层普通党员，而且后来各奔东西都不知去向（其入党介绍人袁镜铭于1930年被国民党杀害），也没有人在党内担负重要职务，他本人也没有与任何一个中共要人发生过关系。1945年5月，郭汝瑰虽然通过偶然遇到的老乡任廉儒，二次见到了董必武，并向董提出了重回中共、去延安的请求，然而，董却只要他继续留在国民党阵营内，对郭提出的恢复党籍一事，不予作答，相反要郭经受考验再说。

  　　估计，此时董必武的想法，就如同初次见到韩练成的周恩来一样，不会全相信郭汝瑰的要求。所以，当郭汝瑰说何应钦将派他出任驻美军事代表一事并请示董时，董必武便说：“我们不耽误你的事业，你可以去美国，在美国再同我们联系。”这样看，董必武与郭汝瑰的关系，显然难于达到同志的程度，仍只停留在统战观念之阶段。

  　　后来负责与郭汝瑰进行联系的任廉儒，看来级别不高，他的领导人是中共南方局负责情报工作的吴克坚。但是，像郭汝瑰这样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在与中共情报人员的联系中，除开始时见过董必武外，以后的四年，就只是与任廉儒打交道，而没有任何一位中共高级干部来与他联系，甚至连南方局的吴克坚，都从没有出面来见见郭汝瑰。

  　　一桩送上门的巨大生意，公司负责接待经办的，却不是总经理、副总经理，甚至还不是部门经理，而只是公司授权有限的普通办事员。这对送生意上门的人，显然是不利的。

  　　因此，郭汝瑰的情报虽然可以到达中共高层，但中共首脑们，大概不会知道这个送出情报的国民党中将，会是一个要求归队的前中共党员。新中国成立后，陈赓大将曾对他的儿子陈知建说：“有一个国民党的作战厅长、兵团司令，其实是我们的人。”说的就是郭汝瑰。只是，不知陈赓大将是否知道，这个“我们的人”当时却还不是共产党员！

  　　曾秘密接待过郭汝瑰的董必武，是如何看待郭汝瑰的身份呢？

  　　显然，他似乎始终并不以为郭汝瑰是中共归队人员，而是只视为与党合作的朋友。不然，他就不会在新中国成立后，当郭汝瑰写信请他帮助解决党籍问题时，只回复说：“按党章只有基层通过才能吸收（入党）”，而没有像周恩来在韩练成入党时那样旗帜鲜明地表态。

  　　显然，董必武是没有做他可以做的事。

  　　究竟是董必武一开始就将他认为是来历不明的郭汝瑰，定位于统战对象，还是董必武将郭汝瑰的关系，交给吴克坚办理后，就没有再过问郭的问题，从而使他在新中国成立后不能明确地为郭的党籍问题表态？

  　　对此，外人无法知道。

  　　解放战争四年中，负责与郭汝瑰联系的任廉儒，虽然清楚地知道郭的功绩，但郭作为国民党中将，以前又曾是中共党员，若没有上级的态度，任也不可能解决郭汝瑰的入党问题。不幸的是，任廉儒1953年因病去世，可以坚定证明郭汝瑰曾为中共冒死工作的人，一个都没有了。

  　　虽说成千成万的共产党人，都是为了一个目标而奋斗，但是，在这个队伍中，人与人常有的微妙关系，并没有消失。虽然面对的都是党内同志，但对一件事的态度与认识，在熟人、好友与陌生人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有时，这种微妙的区别，产生于起点时，对后来发生的事情，就有可能是千差万别。

  　　如果，郭汝瑰不是国民党中将，只是普通的国民党军官，可能很快就能重新入党了。因为，普通人加入中共，只需基层党组织即可批准。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失去了组织关系的共产党人，后来重新加入中共的事例很多。

  　　或者，如果郭汝瑰一开始秘密联系的中共人员，是像李克农那样的情报机构重要负责人，即便对郭的过去不了解，那么，经过四年间一百多次大小情报的送出，李克农则完全可能会相信郭汝瑰是真心归队，也会早早认识到郭汝瑰的能量，而可能也会像极力支持李茂堂重新入党那样，力挺郭汝瑰解决党籍问题。

  　　可惜，郭汝瑰投向中共时，命运使他找到的是这样两个人：一个是日后并不直接领导他工作的董必武，一个是他的老乡任廉儒。前者，因不直接领导他的工作，致使郭汝瑰四年的情报经历，都无法在董的心目中建立信任。后者，因级别太低，他的任何证言，也许都无法说服或达到有关部门。他去世之后，连证言也没有了。

  　　也许，就是这种小小的原因，使一心一意投奔共产党、为新中国的成立出了大力的郭汝瑰，竟长达三十多年，不得其门而入。
  Tag：情报 历史
  chapi 发表于22时07分12秒 | 阅读全文 | 评论 0 | 编辑 | 分享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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