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瞭望》杂志报道:境外利益集团利用在华获得的丰厚利润,自己培育并拥有分析师,或高薪聘请优秀华人学者担当顾问或独立董事,通过境内外媒体精心包装、刻意打造,提供各类活动舞台,提高其知名度、美誉度,从而成为中国国内行业精英,拥有强大的话语权,以其影响行业乃至国家宏观经济决策。

      文章所指并非危言耸听。随着一些媒体“得天独厚”的资金实力、传播手段等优势,在极短的时间内制造了一连串轰动的“黑幕”、炮制了一系列所谓独立经济学家,在中国经济的决策面颐指气使,误导国内舆论,严重干扰了中国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
      
      《财经》杂志揭黑性报道的实质

      “中国财经记者第一人”胡舒立创办的《财经》,在创办开始的几年内屡有斩获,以其全景式的报道方式透析“琼民源事件”,披露“基金黑幕”,揭发“银广夏”,掀开“庄家吕梁”、“亿安科技”、“蓝日”、“德隆”等一系列黑幕,震惊全国。

      现在回转头来看《财经》的揭黑报道,其对中国证券市场造成的影响可谓深远。

      1998年“君安震荡”,将中国百姓对券商的崇拜打垮;2000年“基金黑幕”将中国百姓对公募基金的信赖击碎;2001年“庄家吕梁”将中国百姓对私募基金的痛恨煽动到极点;而接下来01年6月,正是A股2245点的时候,“亿安科技”出台,A股信心开始涣散,掉头向下;到8月A股稍微反弹一下,“银广夏”宜将乘勇追穷寇,中国百姓对上市公司的信心完全崩溃。此后,贱卖银行1万亿,贱卖其他国产至少还有1万亿的五年慢慢大熊市,就此开始。

      然而,《财经》关键时刻的揭黑报道对于外资来说是个大利好。来看一个事实:2001年11月10日,中国加入WTO,此后外资金融机构叩开国门,五年大熊市,此时的上市公司成为“舞弊”和“诈骗”的代名词时,外资一进来就得到了一个非常便宜的好价格。

      再反过来思考,假如当时的揭黑报道是偶然所谓,《财经》掀起的“揭黑风暴”,为什么这几年却不见踪影了呢?为什么在外资幸福地进入中国之后,就渐趋沉静了呢?

      并且,与对待中国企业不同,面对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种种弊行,胡舒立和《财经》企业却又变得大度和宽容了,譬如瑞银承销中石油卑鄙肮脏,《财经》不谴责、不判断;更有对高盛高华这样的国际金融资本绕开中国监管壁垒,设立假合资券商的违法行为,2004年8月16日《财经》杂志竟然以“高盛进入中国证券业突破即将来临”为题,称颂这一违法行为为“酝酿近三年而操作一年有余的精巧运筹,终于导出一个引入外资市场化处置证券公司风险的创举!”

      所以,当三月份股市暴跌复暴跌的时候,以“独立、独家、独到”自诩的胡舒立及《财经》杂志,联合谢国忠、许小年对亿万百姓喊出“不应救、不能救、亦不必救”时,或许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所以,当“谢国忠们”唱空中国楼市、股市的时候就不能奇怪《财经》照样在显著位置,用特别的标题,将谢国忠奉为“《财经》特约经济学家”,连篇累牍的让他抒发“泡沫中国”“崩溃中国”的论调了。

      胡舒立其人其事

      这是一份中所周知的建立:1982年胡舒立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到《工人日报》当记者;1985年,美国已将民间机构---世界新闻研究所邀请她,到美国进行为期5个月的访问;1987年的8月胡舒立拒绝了在洛杉矶一家报纸的工作机会,回国。

      美国的“民间机构”星罗棋布,但是大多数背后都有特定倾向的财阀支持。“世界新闻研究所”全称叫word press institute,简称WPI,至今已经有48年历史,到2008年一共邀请过94个国家共500人到美国“访问”,中国至今除胡舒立外,还有一个叫吴昌华的女士1993年“受邀访问”过,吴昌华现任由汇丰银行等40多加国际“民间组织”发起的“非政府机构”世界气候机关中国区的总裁。

      按照这个“民间机构”的受邀标准,申请者必须提交五方面材料来证明自己具有潜在的领导能力:1.五年以上全职新闻工作经历;2.流利的英语;3.几篇发表的文章;4.三封推荐函;5.三个以上的工作范本。

      明明是新闻研究所,却要受邀者“具有潜在的领导能力”,是培养新闻记者呢?还是培养政治领袖?第二点奇怪的是,其时胡舒立才从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才三年,不符合“五年以上全职”的条件,难道美国人对此视而不见?

      胡舒立在美国一直待到1987年8月才回国,其间一年多的时间在什么地方?干什么?不得而知。

      此后胡舒立1992年从认知10年的《工人日报》到众多第一家民营报纸《中华工商时报》任编辑部主任;1993年,胡舒立赴美国华盛顿接受外国记者中心(COFJ)的专业培训;1994年胡舒立赴美国斯坦福大学作为期一年的学习,研读发展经济学;1995年他获得COFJ颁发的“杰出新闻记者奖”;1998年《财经》创刊,胡舒立任主编;2001年,被美国《商业周刊》评选为50位“亚洲之星”之一;2004年美国世界HR实验室评价她为“中国最具价值的财经记者”。
      
      蹊跷的是,1995年COFJ颁发给胡舒立“杰出新闻记者奖”,此时《财经》还没有创刊,基金、银广厦黑幕等还没被揭露,胡舒立个人离开中国新闻岗位已经2年多了,是什么报道能让胡舒立担当“杰出新闻记者奖”的荣誉呢?
      
      不过,1998年胡舒立创办的《财经》杂志。既有新闻专业素养,又有发展经济学专长,还有“国际声望”,自认总编,就水到渠成、实至名归了。

      看这份公开的胡舒立简历会发现,一个中国人用中文写作,在中国媒体工作,报道中国人的事情,也是给国人看的,但是美国人却用“访问”、“培训”、“进修”等孜孜不倦的给予培养,在她还没有“杰出”的时候,就提前预支给她“杰出新闻记者将”;在《财经》初出茅庐的第三年,美国人就从亚洲30亿人中,将她选拔出来,评她为50位“亚洲之星”之一,让她和全亚洲当年最优秀的政治领袖、科技精英平起平坐。

      至于美国人的那个“HR实验室”的“中国最具价值的财经记者”,胡适立有过什么价值?最具有什么价值?对谁最有价值?则似乎欠缺一点解释。

      总之被包装成了名记之后,胡舒立就披上了一件光彩的外衣。中国政法大学刘纪鹏教授不满意《财经》和许小年唱空中国股市,写了一篇“《财经》杂志悠着点儿”的文章,事后先把这篇文章寄给了胡舒立主编,希望能够在《财经》杂志上发表,但被婉言谢绝。之后刘教授听说《21世纪经济报道》有魄力,准备删减后稿子在那儿发表,结果也无果。

      事后刘教授才听说,“《财经》杂志在北大办了基金,奖励最优秀的财经记者,财经记者要想获得那个奖,那当然不能得罪《财经》杂志。”刘教授在博客中感叹:“令人尊敬的互助便已是中国财经界的女杰,除了我这样一把年纪也没什么发展前途的人,谁又得罪得起呢?”

      《财经》的资金哪里来?

      凭借胡舒立《财经》之前乏善可陈的从业经历,如何足以使她刚刚切入陌生的证券行业,就能够步骤鲜明、点穴掏心的完成《财经》一举成名的五大杰作呢?是不是有资本市场阅历丰富的资深人士,对《财经》的工作给予了精心的规划?

      另一方面对于基金黑幕、银广厦等问题的长期深入调查,恐怕不是当时名不见经传的《财经》能实现的,必须部署广泛的证券人脉关系,设计科学先进的调查方案和手段,而此前一直有利于证券行业的胡舒立,恐怕也是无能为力的。

      再者,《财经》1999年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设立《财经》奖学金,后来由创办北大财经新闻研究中心,胡舒立自任主任,解析来又与英国《金融时报》共同举办财经新闻国际培训项目。

      《财经》的钱从哪里来?

      2004年10月24日《中国经济时报》刊登了记者单羽清写的一篇文章《胡舒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文中胡舒立说在《财经》1岁的时候,发行量才7000份,而且绝不搞有偿新闻、关系稿编辑部的采访费用还充裕,自负盈亏的杂志,发行区区7000份,常识推断,此时《财经》应该是捉襟见肘的经济状态,但是它不但“采访费充裕”而且能到北京大学设立奖学金。

      同样这篇文章透露了一个信息《财经》编辑部里“埋首工作的人中有金发碧眼的外籍人士”一个内宣刊物,也需要外频翻译?难道《财经》是中外合资媒体?

      事实上,90年代中后期确实已经有少数外资投行进入了中国。民间私密调查队当时的中国企事业,仅仅是西方旃檀电影里虚构的情节,但是对西方大公司,却是家常便饭。难道是他们提供了帮助?

      据财经内部人士透露,《财经》杂志的收益主要来自三部分:广告、发行和举办会议、活动等。其中会议活动资金五分之四来源于跨国公司(含金融机构),资金里三分之一强是国际投行注入的。

      在广告发布方面,通过对其2008年第5、8、9期的样本分析,跨国公司在其刊登的广告页数分别为:35、40、45页,占广告总量的90%以上。

      那些被“连锁”了的媒体

      今年5月6日,《环球企业家》推出谢国忠的《救市是赌徒,熊市或持续18个月!》这次,谢国忠的文章没有在《财经》发表。

      但仔细思考不难发现,《环球企业家》推出的两位总编中,总编辑李勇和胡舒立在《工人日报》有同事之宜,1998年《财经》创办不久,就投入胡主编的麾下,此后辗转高升,直至《环球企业家》总编。另一个执行主编叫杨福,2002年8月---2002年12月在《财经》任高级记者。
      
      当胡舒立在救市上推出“三不主义”引起举国震怒的时候,深谙 张弛知道的《财经》暂敛锋芒,而《环球企业家》此刻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了!

      我们要问,全国五花八门的媒体里,还有多少个“李勇”、“杨福”在辛勤工作呢?

      5月6日,谢国忠反对“救市”的《救市是赌徒,熊市或持续18个月!》发表后,当日新浪网以《泡沫悖论》为题,将其挂上该网站财经频道首页,差不多同样时间,搜狐以同题目将该文在首页看出……该日,中国的专业财经网站如金融界、和讯、东方财富网无不以各样的标题,隆重刊出这篇文章。

      同日,人民网、新华网在财经频道刊登《瞭望》杂志刊登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先生《境外利益集团在华游说活跃如何制约成关键》的文章却鲜有人问津,新浪不登,搜狐不理,各大专业财经网站更是视而不见,这篇思考总结几年来关于中国寂静问题的重要文章,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反响。

      摩根的“经济学家”谢国忠难道比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远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有更强的话语权吗?中国作家协会的《环球企业家》难道比新华社的《瞭望》更重要吗?

      单凭这一个例子还不能说中国的互联网已经谢国忠话了,胡舒立化了、美国金融资本家化了,但是,不能否认,我们已经将新浪、网易、搜狐、等中国的有线门户全部卖给了美国人了,我们将空中网、中华网、华友世纪等中国的无线门户全部卖给美国人了,甚至我们将楼宇之间的广告传媒——分众传媒也卖给了美国了……

      根据CNNIC的报告,到今天为止,中国的网民大概是2.4亿个,超过美国的2.1亿个。同样是CNNIC的第21期报告,到2007年,大约有73%的网民通过互联网阅读新闻。2.4亿网民,有1.75亿是通过互联网阅读新闻,可以认为,中国最有知识、最有财富、对社会最有影响力的社会中坚力量都在通过互联网了解着这个社会的信息。

      然而中国人打开电脑,信息是美国人传送的,打开手机,信息是美国人传递的,站到电梯前,广告也是美国人传递的……这个重要的舆论阵地,我们也交到了美国人手中。

      当互联网只剩下谢国忠、许小年、胡舒立的声音的时候,中国的百姓还有信心支撑中国的资本市场吗?

      这些商业化网站,遵守中国的法律、政策。看起来规规矩矩,看起来和主旋律一致合拍,但是你无法让他刊登《专家:境外利益集团在华游说活跃如何制约成关键》这样的文章,你无法让他将夏斌做得比谢国忠重要。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就在着一点点的偏颇之间,他们就将天然的“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完全”,进一步人为地造成“完全信息部队称”。

      到21世纪,国际、国内两个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新闻宣传也应随之相应变化。胡锦涛总书记今年6月份视察人民日报是,对新时期新形势下的新闻宣传工作做出了重要指示,他指出:“做好新闻宣传工作,关键在班子,在队伍、在人才。要大力加强新闻轩窗战线领导班子建设,把思想政治坚定、组织能力突出、熟悉新闻宣传工作、富有改革创新精神的优秀干部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确保新闻你轩窗工作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人手里,”

    来源:cctv

    专家:境外利益集团在华游说活跃 如何制约成关键

    对外开放30年,进入中国的外资早已告别“散兵游勇”状态。为巩固和扩大在华利益,这些外资依靠自身雄厚经济实力与母国强大政治后盾,通过各种方式,活跃于中国各级政府部门与重要民间团体之间。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约与制衡,各类境外利益集团通过各种途径,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介入了中国重大事务,并带来一系列复杂影响。

        境外利益集团在华活动手法

        近些年来,境外利益集团在华活动十分活跃。而中国官方与民间对这类活动及其影响缺乏清晰认识。

        其一,强力公关。境外利益集团熟谙中国国情,巧妙利用各方人脉,想方设法接近各级领导人,一方面试图进行商业游说,影响相关决策;另一方面可作炫耀资本,为商业活动铺路。有媒体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在黄金时段播放、或于头版头条刊登领导人会见外国企业家的镜头与画面。而为击败竞争对手的并购,积极游说省市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取得了官方鼎力支持的例子也不少。

        其二,利益输送。境外利益集团或聘请一些部门领导与职员做咨询师,或将相关课题配以丰厚的课题经费,给予有关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等为途径,对中国相关部门决策与立法施加影响。某些国际大公司常年、多次以课题研究名义,向国内一家研究中心提供研究经费,该中心投桃报李,一直为跨国公司的在华利益而奔走呼号。此外,以安排出国观光、子女境外就读、协助转移资产等条件,或以参加国际学术研讨、邀请做访问学者、收录论文进SCI(科学引文索引)、授予名誉学位或职称等为诱饵,吸引中国官员、学者为其效力。

        其三,与国内利益集团结成共同体。在对外开放进程中,中国滋生了一大批从事“买办”活动的掮客,这些掮客与境外利益集团形成日趋紧密的“共生”态势,游走在境外利益集团与国内各级政府部门之间,获取超额收益。与境外利益集团结成利益共同体的还有法人。一些大型中资企业为了自身的短期利益,充当外资的“铺路石”与“敲门砖”。如某些有违常理的合资路线,一开始就体现出外资的独资图谋。由于中方出资人往往缺乏有关经营经验,因此合资公司实际由外资主导。

        其四,与一些地方政府形成共生。在GDP增长作为主要考核政绩的制度安排下,一些地方政府纷纷进行“冲向底部”的“割喉战”,争相招揽外资,过度引进,超前开放,导致日趋严重的“外资崇拜”。如有的地方政府在筛选当地骨干企业的战略投资者时,首先排除的是中资企业,执意将国有股权转让给境外投资者。“两税合一”刚刚提上议事日程,有的地方政府和某些外资企业便联合行动,希望影响立法机关的决策,保留外企特殊优惠待遇。

        其五,跨国垄断资本结成联盟。中国第一、世界第五的电池生产商福建南孚公司已成为跨国垄断资本合谋的经典案例。1999年南平市有关部门为改善治理结构而主导引进外资,但竭力避免被同行产业资本(主要是竞争对手美国吉列)所并购。然而,以摩根士丹利为首的国际基金在2002年对南孚实现控股后,2003年就将所持股份全部转售给吉列。

        其六,借助总部所在国政治力量。以政治促进商业利益,是国际社会“通行规则”,境外利益集团自然精于此道。如获悉中国有关重点工程需要数亿美元的设备和技术时,有的外企极力游说该所在国政府与中国政府沟通,甚至通过国家领导人访华促成与中方签署巨额供货协议或交易。

    透过现象认识利害关系

        经济主权是政治主权的基础,也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保持经济主权的独立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提,也是实现经济繁荣、国家富强、民族自决的重要保障。一国的经济主权不仅体现在领海、领土的管辖与治理权,更重要的是集中在经济自主决策权。

        当前,活跃在中国境内的境外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方式,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介入中国经济决策。有关中国的经济主权受到侵蚀的话题越来越引起关注。

        一是影响中国重大决策。美国现任国务卿在任国家安全顾问时,就特别强调,在军事对抗、政治角力、经济竞争的同时,应当更加注重对目标国知识精英的影响。境外利益集团利用在华获得的丰厚利润,自己培育并拥有分析师,或高薪聘请优秀华人学者担当顾问或独立董事,通过境内外媒体精心包装、刻意打造,提供各类活动舞台,提高其知名度、美誉度,从而成为中国国内行业精英,拥有强大的话语权,以期影响行业乃至国家宏观经济决策。

        如中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股权分置改革、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海外上市等谋划时,表面是相关经济学者在呼吁,实际都或多或少渗透着美国金融机构、智囊机构的决策诱导。其中,某些市场化、国际化倾向,有可能使国企逐步沦为外企的并购对象,乃至市场被控制或垄断。

        从另一面看推进中国优质大型企业或国有垄断企业境外上市,既要为外国金融服务机构提供巨额咨询、审计、评级、承销费用,又造成中国财富通过“分红”形式输送到境外,如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家公司当初境外上市融资不过百亿美元,但是随后四年海外分红就超过千亿美元。

        二是影响中国立法。某些跨国公司在中国大举并购,当中不乏涉及谋求或实现市场垄断的情形。起草和颁布《反垄断法》是解决外资并购垄断问题的重要手段,但是境外利益集团与国内相关利益集团一道施加影响,致使《反垄断法》推迟出台达十多年之久。

        三是影响中国政府威信。中国政府明文规定,中国金融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但习惯且擅长全能运作的某些外资机构,利用中国混业监管上的某种缺失,加速在中国金融业的网状布局,有关外资金融机构已在华拥有银行、证券、保险等多种分支机构,“明目张胆”地实施混业经营。

        为抑制房地产市场泡沫膨胀,自2004年开始,中央政府实施以紧缩银根为主的宏观调控。但是,若干外资机构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及独特的优越地位,向本土房地产公司提供包括融资在内的各类金融服务。一些国际顶级公司,直接或间接进入中国房地产市场影响房价。

        在境外利益集团的影响下,有的部门与机构,扩张自己的部门利益、局部利益以及部门局部中的小团体利益,为此往往不惜采取欺上瞒下的方式,误导高层决策。

        四是影响中国法律威严。一些外企集体抵御《劳动合同法》出台,是因为这类外企违法用工比比皆是。有的外企一直不与劳动派遣者签订劳动合同,目的是随时可以辞退这些员工,而且不用支付赔偿金。

        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与法人的义务,依法征税是每个国家的税收主权。不少在华外企长期存在“长亏不倒”和“越亏损越投资”的怪现象,2005年账面亏损的外企占总数60%以上,其实质大都是通过各种避税手段转移利润,并通过各种公关活动持续避税获利。国家税务总局的不完全统计资料显示,一些跨国公司利用非法手段避税,每年给中国造成税收收入损失保守估计达300亿元以上。在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约10%、税收年均增长高达20%~30%的态势下,2004年外资(包括港澳台商企业)百强纳税增长率为零。

        中国《工会法》规定,在中国境内的企事业单位、机关中的劳动者,都有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阻挠限制。但是,某些外企以“建立工会组织不符合国际惯例”等理由拒绝员工参加和组织工会。在华外企近50万家,雇用职工2000多万,但是组建工会的外企不到20万家。

        五是影响中国社会和谐稳定。在有的地方部门的庇护下,一些跨国公司长期漠视中国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以至于相关劳动纠纷愈演愈烈。恶劣的工作条件、低廉的工资水平、缺乏各类劳动保障等因素,使外企职工群体性事件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中国民间经济分析机构安邦集团提供的数据称,跨国企业在华行贿事件近十年来一直呈上升趋势,中国调查的50万件腐败案件,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
    借鉴国际经验制约境外利益集团

        在西方国家,对境外利益集团的游说等活动,如果不加限制,就有危害本国利益的可能。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中国的境外利益集团无拘无束,如今该是依法进行有效制约的时候了。

        首先,约束境外利益集团活动。

        方式一,法律制约。美国主要有三部法律——《外国代理人登记法》(1938年)、《联邦院外活动管理法》(1946年)和《院外活动公开法》(1995年)——对境外利益集团的活动进行直接管制。主要涉及:对“游说者”的法律地位进行明确界定;实施主动登记制度、定期报告制度与身份表明制度;以及对违法者实施民事与刑事处罚。其他法律也对境外利益集团的行为进行限制。如《联邦选举法》禁止外国人和外国代理人对选举进行捐款,《政府道德法案》禁止外国人和外国代理人向政府官员馈赠礼物。

        方式二,舆论与社会监督。新闻媒体的报道揭露比法律制约更加及时有效,鼓励新闻媒体、社会大众以及其他各类组织机构,对跨国公司、相关涉外团体与个人的行为进行监督。在美国国会注册的游说组织大约有两万多个,但是注册为“外国代理人”的不到500个。大多数为海外利益进行游说的组织并没有主动履行注册义务。因此,仅靠法律对“外国代理人”的行为进行约束远远不够,而舆论与社会监督有效弥补了这一不足。其中,社会组织就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在防范外国利益集团的活动中,往往是目标的提出者、活动的领导者和推动者。这些组织往往由国会议员或专业律师发起建立,拥有雄厚的资金基础、严密的组织结构和明确的行动议程,并与政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方式三,鼓励与境外利益集团相对立、相竞争的利益集团的发展,实现博弈的基本平衡。鼓励竞争性行业商会和同业公会、行业协会以及社会公益团体的发展,形成对强势集团的制衡。

        其次,制约学者与“掮客”行为。

        规范部分学者的“研究”行为。本着“管住政府,放开民间”原则,约束、规范各大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接受境内外企业、机构资助的课题研究,严格禁止涉外部门工作人员在外企或驻华商会等的“变相任职”。鉴于行政干预力的敏感以及道德制约力的缺失,鼓励相关社会公益团体对那些充当“黑嘴”或境外利益集团代言人并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学者提起法律诉讼,以制约某些学者日益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增加决策与执行的透明度,鼓励媒体进行公正的舆论监督,激励公众进行必要的社会监督。

        约束“掮客”的买办行为。充当掮客、游走于境外利益集团与国内各政府部门之间的有一些是领导干部子女亲属。因此,强化高级领导干部财产与子女亲属就业的申报、登记与公示制,敦促高级干部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管教好自己的子女亲属。

        再有,遏制部门与地方利益膨胀。部门利益与地方利益膨胀,有可能驱使一些地方政府或部门与境外利益集团“同舟共济”。部门利益、地方利益与境外利益的紧密交织,是境外利益集团活动为所欲为的主要诱因。因此,必须坚决遏制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的不断膨胀。(江涌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 香港《***》今年第47期刊文说,享年八十一岁的前驻华大使李洁明在美国逝世,出身于中国、与两岸三地结下不解之缘的李洁明,是新中国成立后首个合法进驻北京的中情局特工,他是美国亚洲外交的目击者和参与者。

      文章摘编如下:

      奥巴马于今年一月二十日就任美国总统后不久,一批熟稔两岸事务的“中国通”在华盛顿聚会,展望未来的美中关系。与会者包括新任白宫国家安全会议亚洲问题资深专家贝德(Jeff Bader),会议主持人是九一至九五年做过驻北京大使的芮效俭(J. Stapleton Roy)。

      节目结束前,一九三五年出生南京的芮氏用中文普通话询问与会者﹕“你们这些所谓中国问题专家,能说中国话吗?”台上的贝德和前美国驻台北办事处处长包道格 (DougPaal)以及其他“中国通”同时大笑一声,化解了这场尴尬的结尾;他们靠研究美中关系而吃饭,但只能说些简单的中文,亦不太能阅读中文。

      中文流利的芮效俭刻意取笑这批中国问题专家,显然有其用意。几个月后,奥巴马即提名中文普通话极为流畅的前摩门教传教士、犹他州州长洪博培 (Jon HuntsmanJr.)出任驻华大使。和芮效俭同样有资格讪笑那批“不会说中国话的中国问题专家”的是另一个出生于中国的前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 (James Lilley)。但那天李洁明因病重而未克出席这场研讨会。

      一生与两岸三地结下不解之缘的李洁明,十一月十二日因前列腺癌并发症辞世于华盛顿,享年八十一岁。美国近代外交史上不乏特务出身的外交官,但没有一个人的资历像李洁明那样多彩多姿、那样历经险阻、那样富于传奇性。也没有一个美国外交官像李洁明那样与中国具有深厚的感情。

      在近代美国外交界和学界崭露头角的许多“中国通”,大部分都出身于传教士家庭(如芮效俭),李洁明则例外。他于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五日生于山东青岛,父亲是美国美孚石油公司驻华营销代表,曾驻足芜湖、烟台和宁波等地,李洁明的哥哥法兰克(Frank)一九二零年生于芜湖(一九四六年于日本自杀)。

      由于中国开始全面抗日,李洁明一家于一九三七年至四一年内陆续离开已居住了二十五年的中国。李洁明偕母亲于四零年十月返回美国。李家在中国住了四分之一世纪,但他们在贫穷的中国是属于特权阶级,很少和一般中国人互动,中国话亦不灵光。就像李洁明在回忆录中所说的:“我们在青岛却过着如同王侯一般的生活…… 有时候,我们根本没有住在中国的感觉。中国,或者是中国人,很少闯进我们的日常生活。”

      回到美国后,法兰克先进耶鲁大学;过了几年,李氏亦进了耶鲁,主修俄文。兄弟两人都是在大学毕业后,再回耶鲁学中文。法兰克对亚洲国家的关注,影响李洁明甚巨。他在耶鲁大三升大四时朝鲜战争爆发,这场战争决定了他的人生取向和事业前途。他在耶鲁选修了饶戴维教授(Prof. David N. Rowe,一九零五年生于南京美国传教士家庭,一九八五年去世)所开的“中国与世界列强”课程。多年后饶戴维指导一位台湾留学生撰写博士论文《朝鲜的开放﹕一八七六至一八八五中国外交的研究》,这位留学生就是日后在台湾“外交”界历肩重任、并曾与李氏多次交手的前台湾当局“外交部长”钱复。

      饶戴维不仅是个右翼学者,而且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关系极深,曾担任过中情局外围组织“亚洲协会”驻台代表,有些资料甚至指出饶戴维根本就是中情局隐身特工。冷战年代,大批美国知识青年响应政府号召加入情报界以“报效国家”、“防堵共产主义的扩张”。李洁明即由饶戴维引介投效中情局。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少哈佛、耶鲁等常春藤盟校的精英向往海外冒险生涯,纷以成为情报员为荣,李洁明的耶鲁同学兼好友唐尼(Jack Downey)亦投效中情局。唐尼的命运却远逊李洁明,五十年代初奉命飞往中国东北以抢救先前已被中国俘虏的九名中情局特工。唐尼和费克图(Dick Fecteau)的飞机被击落,两名飞行员丧生,唐尼和费克图生还,费氏在中国大陆坐牢十九年,唐尼被关了二十一年,因尼克松总统向北京求情始于一九七三年三月获释。

      唐尼由罗湖出境获得自由,四个月后,李洁明则由同一地点堂堂踏入中国土地,出任一九四九年后美国中情局首任驻北京站站长。唐尼向李洁明透露,他在监狱里看了六遍英文版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还自修俄文,看了俄文版《斯大林选集》和部分俄文版《战争与和平》。李洁明说他耶鲁那级就有九十九人加入中情局,而他行事比较谨慎,不像唐尼那样大胆,故能“善终”。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七日,李洁明在东京羽田机场走下泛美班机。他说﹕“当时我年仅二十三岁,预备开始中央情报局地下工作人员的生涯……我已经加入中情局,投身美国对抗中国的秘密战争……不过,我的武器不是炸弹,而是传单、拦截无线电讯和特务间谍。为了掩护我的真实身份,我在朝鲜战场以空军人员出现;离开战场,我又成为陆军部的文职雇员。”

      二十三岁投身中情局

      李洁明说﹕“朝鲜半岛战火炽烈。而我正要开始成为美国***秘密作战的马前卒……初到日本,我奉派在横须贺担任内勤工作,负责翻译和协调对华情报作业。我们在台湾和香港也有据点……中情局在和台湾的情报、特勤单位合作时,经费十分充足,几乎没有限额。韩战打得如火如荼,台湾也成为针对中国大陆发动秘密作业的主要基地。”李氏于五二年五月被调至中情局台湾工作站,任务是协助训练谍报人员,潜赴大陆敌后工作,与戴笠的继承者毛人凤主持的台当局“保密局”密切合作。

      李洁明认为中情局搜集中国大陆情报和派遣谍报人员潜赴大陆皆乏建树,乃进驻香港以“贴近行动核心”。一九五三年五月,李氏在香港租了一间小公寓,并在香港大学注册读语文。

      一九五八年,李氏被调至菲律宾美国大使馆担任中国事务官员,抵达马尼拉之前,中情局为了李氏能在菲国华侨小区做好工作,乃派他到耶鲁中文学校密集学中文两个月,他说这两个月“却是我终身喜爱讲、读、写中文的开始”。李氏在马尼拉的工作就是要探查中共在华侨小区的活动。

      一九六一年,李氏调至柬埔寨,几年后再派往老挝。一九六八年五月,李氏出任中情局香港站副站长。中情局香港站自一九六八年起即开始收到据称是当时中国驻港外围组织人员的情报,李氏说﹕“这些情报乃是中国经历近二十年和美国的敌对关系后,最早透露有意和美国交往的迹象之一。”

      李氏于一九七零年自港调回弗吉尼亚州兰格利中情局总部远东组担任中国科副科长。其时李洁明认为既无法到中国大陆工作,何妨退而求其次,转到罗马尼亚,并开始学习罗马尼亚文。

      没想到一九七三年二月美中开始互设联络办事处,双方并同意在办事处互派一名情报官,美国派出李洁明,中国则派谢启美。当美国国务院对李洁明的任命表示异议时,白宫国安助理基辛格吓唬国务院官员说﹕“那是毛泽东钦点李洁明的!”

      一九七三年七月,李洁明跨过边界罗湖桥,成为一九四九年后第一个合法进入中国的美国特工。当时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是资深外交官布鲁斯 (David Bruce)、副主任何志立(John Holdridge),李洁明的主要工作是为白宫和中国领导人传递信息,亦即为基辛格效力。

      一九七四年十月三十日,《华盛顿邮报》内幕专栏作家安德逊(Jack Anderson)在专栏中首次公开泄露李洁明的特工身份。一九七五年三月,李坐火车离开中国,从此脱掉“秘密”外衣,而变成公开的情报分析官。一九七九年一月,李氏自服务二十八年的中情局退休。

      参与八一七公报风暴

      一九八一年一月里根就任总统,李洁明出任白宫国安顾问艾伦(Richard Allen)的助手,翌年初调至台北担任美国“驻台办事处处长”,一九八四年五月离任。李氏驻台期间,美台关系最大的风波是美方于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七日发表将逐年减少对台军售的声明,亦即当时台湾当局“外交部次长”钱复在回忆录中所称的“‘八一七公报’风暴”。

      钱复与李洁明代表双方在第一线传递信息和表达各自立场,二人曾数度大动肝火、相互对吵。由于“八一七公报”风暴,促成蒋经国下定决心派遣干练的钱复出任“驻美代表”。

      李洁明做了一年的东亚事务副助理国务卿后,于一九八六年十月抵达汉城(今译作“首尔”)出任驻韩国大使,在两年任内和助理国务卿席格尔(Gaston Sigur)合作大力促成韩国走出“军人独裁”(全斗焕)的阴影,大选结果卢泰愚击败在野党的金泳三和金大中。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日,李洁明偕妻子莎莉(Sally)抵达北京,出任驻华大使,实现了多年愿望。一九九一年五月,李氏离任返美,出任国防部助理部长,退休后一直在共和党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EI)担任资深研究员。

      从特务到外交官,从亚洲到美国再回到海峡两岸,李洁明在八十年的风云激荡中历经艰险,看遍河山变动,亦参与外交坛坫上的折冲樽俎。他是目击者和参与者,同时也是历史创造者。在今天的美国外交界和特工界,像李洁明这种传奇人物已少之又少。

  • 如果一个女人老是以自我为中心,毫不考虑对方的立场,甚至根本无视他人的存在,那么,和这样的女人在一起工作或生活,会使人感到索然无味。
    反过来,在待人接物等方面能够处处为别人着想,有一颗宽容、忍让、体谅的心,则这个女人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有教养的女人。
    许多人认为修养就是女人外观的美丽,其实这种想法十分错误。

        有一种说法为:“不美丽是女人绝对不可以容忍的事情,但没修养绝对是男人不可以容忍的事情。”
    我比较赞同这种观点,许多女人看上去十分美丽,但她们行为粗鲁,往往惹得男人望而却步,或者心生厌恶;相反,那些相貌平常,但言谈和举止上富有修养的女人常常能赢得男人的心。
    另外,有些人也往往从细微的地方来观察女人所具有的教养程度如何。
        有位模范母亲说:“大抵可从厨房、化妆室的干净整洁程度看出一个家庭的美丑,看出一个家庭主妇对这个家所付出的心血以及对这个家的热爱程度,这实在是很重要的一点。”
        还有一位知名企业家也说:“只要看办公大厦的盥洗室,即可觉察到该企业是否坚实昌隆,女职员是否具有良好的教养。”
        当然,绝大部分人还是喜欢从一个人的外观行为中来看一个人的修养程度。如果一个人动不动就骂人、害人、损物,伤害别人的身体,或者做一些超出道德标准的事,就是没有修养的表现。
        要想做一个有修养的女人,就必须注意自己生活中的日常行为,同时,也要不断地扩大阅读范围,提高自己的知识素养,这样才能全面提高个人的修养水平。
        如果能把吸收的知识储存在脑子里,并且进一步思考它,有自己的看法和见解,然后再以自己本身的意思表达出来,则可以真正称得上是有知识有教养的人。
        有教养的女性会常常鞭策自己。
        这就意味着不姑息自己,对自己采取严格要求的态度。但如果对自己姑息而苛责于人,这种人是没有资格被称为有教养的。
    好莱坞的一位成名的影星常说:“我的教育者,就是我自己。”
    她之所以能够正确地控制自己,演技获得肯定,乃是她不断地在鞭策自己,以致她虽只受过不多的教育但仍旧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位具有良好教养的女性。
    那么,怎样才能富有教养呢?

    第一,必须能够站在对方的立场思考问题。
    第二,必须能基于自己的想法说话。
    第三,必须能够鞭策自己。
    这三条是具有修养的女性必不可少的条件。

    在结婚之前,作为女性,必须全面提高个人的修养水平,这才能够牢牢抓住男人的心,并最终保证婚姻关系的牢固和长远幸福。
    另外,我们也必须知道一些女性没有修养的表现,这样才会在自己婚后的日常行为中保持警惕。
    1. 心眼浅、器量小。
    2. 丈夫上班时喜欢追查其行踪。
    3. 喜欢偷偷查丈夫衣袋。
    4. 一分钟也不许丈夫离开自己的视线。
    5. 化妆不得要领,一味追求浓妆。如眉型描得太粗,失去了温柔之美;两颊胭脂过浓;口红与脸色反差太大;增白露、美容霜把脸抹得白而发青,失去了淡雅质朴之美。
    6. 不孝敬公婆,只孝敬自己亲爹亲娘。
    7. 总嫌自己丈夫没本事,不会理持家务。
    8.“性别意识”过于淡化,跟男人一起拍肩膀打屁股、嬉戏打闹似家常便饭。
    9. 对亲朋好友不热情。
    10. 对他人的缺点和错误不能容忍,从不考虑别人需要什么。
    11. 过分迷恋自己的容貌、身材,追求别人的赞赏和奉承。
    12. 不自重、不自爱,卖弄风骚,性问题上太随便。
    13. 不愿听批评,虚伪、不诚实、翻脸无情、无才无知、不思进取。
    14. 喜欢挑衅吵嘴,丝毫也不肯吃亏。
    15. 高叫男女平等,又处处要求享受特权。
    16. 说话喜欢拐弯抹角,化简单为繁复。
    17.占有欲极强。
    18. 爱恨极端——经常一哭二闹三上吊以达到目的。

    针对以上的现象,我们要保持警惕。
    有一个男人要与太太离婚,太太不同意,认为自己含辛茹苦地扶持他,打理这个家,陪伴他度过十几年,不管有钱没钱都跟着他创业打拼,并没有做对不起他的事。男人也不是人们想像中的大款,养了二奶、小蜜,其实他只不过是个普通的出租车司机,还在起早贪黑地挣钱。
    但是他要离婚的决心似乎很大,并起诉到法院。法官问他:“你为什么要和太太离婚?”男人说:“三个理由,让人不可忍受,我已经忍了太久,不想再忍,就像一只气球,被不断吹大,吹到一定程度,到了它的极限时,就会爆炸。我就是快要爆炸的气球。”
    这三个理由是:
    1. 心胸狭窄,猜疑;
    2. 小气,不顾男人的脸面;
    3. 不善良,没有同情心。
    三个理由说出,大家都觉得哑然,因为,这都是日常行为的小事,根本不是什么原则性的大错,但就是这些小事,积怨久了,就成了一个家庭的定时炸弹,毁的是一个辛苦经营十几年的家,毁的是一个女人十几年的青春付出。而且青春是不可再生的。
    女人觉得很冤枉,她申辩说,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家,为了节省。可男人并不领情。可见一个女人,具有美好的品行,具有好的涵养,在男人眼中是多么重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7dddf00100fj9a.html

    什么是成熟的男人?

    1.成熟的男人应该有经济基础,尤其是成熟到想成为一个女人的丈夫。

    2.成熟的男人应该有事业基础。也许发财并不是每一个男人都能做到的,但如果你自己都觉得一事无成,在女人心目中又怎能立得起来呢?

    3.成熟的男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不是什么都想要。懂得坚持也懂得放弃。

    4.成熟的男人勇于承担责任,虽然有些过错不是他造成的。

    5.成熟的男人是宽容的,过于计较是男人最不能原谅的错误。

    6.成熟的男人拥有大智慧而不是小聪明。

    7.成熟的男人一言一行能让女人学到很多东西,而小男生只能让女人教他。

    8.成熟的男人懂得珍惜和照顾女人,出去郊游,他一定不是自顾自跑在最前面的人。

    9.成熟的男人不会在大街上和女人吵架。

    10.成熟的男人不会强迫女人穿他喜欢而她不喜欢的衣服。

    11.成熟的男人不会随便和女人开低级玩笑。

    12.成熟的男人让女人知道她错了,却不会让她没面子。

    13.成熟的男人让女人放松而不会让女人紧张。

    14.成熟的男人在女人面前既会做父亲也会做儿子。

    15.成熟的男人会把他的儿子培养成真正的男子汉

    http://blog.sina.com.cn/s/blog_3ea595300100da4d.html

  • 中国人,为什么习惯于“巴结领导”?

    作者:刘洪波
    来源:南方都市报
     

    全国组织部长培训班上的消息,“要重视关心老实人、正派人、不巴结领导的人,防止任人唯亲、唯近”。媒体上做出来的消息,不少都是“要重视不巴结领导的人”(昨日《羊城晚报》),可见关注之所在,网上反响也算热烈。

    巴结领导,既是社会现象,也是官场现象。组织部长管干部,重视不巴结领导的人,自然是说要他们在干部提拔任用中重视另外的人。

    说实在的,当我使用“干部”、“提拔”、“任用”、“领导”等概念的时候,总是觉得陷入了一种语言的屏障之中,思考变得相当滞缓。用这一套概念思考问题,与用政治学中的概念、世界通行的概念来思考问题,意义上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

    大概在刚刚打倒(又叫粉碎)“四人帮”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要学大庆,“三老四严”,三老者,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这就可见“老实人”在我们这个社会是何其悠久的呼唤。当然,那时又有一个说法,就是问题几乎都是“林彪、四人帮”给耽误了,所以青少年风气不好、老实人吃亏等等,都可以归之于他们的破坏。

    现在又过了好多年,“老实人”还是不多,这是从社会上来讲。官员队伍或者说干部群体里面,老实人会多一些吗?我估计,这要看“老实”怎么定义,如果说老实就是实在地弄些好处,这种情况不会少;如果说老实是专心做事,本本分分地做事,这种情况大概不算太多。当然,这也是有说法的,就是“利益驱动”,好像是市场经济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我就想,市场经济能造成什么影响呢?中国是不是市场国家,我们说是,很多国家不承认,弄得我们要去谈判争取承认市场国家地位或待遇。那些众所公认的市场国家呢,却又没有听说有缺少“老实人、正派人、不巴结领导的人”的问题。确实,他们是将做什么样的人,交给每个人自己去决定的,你想做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只是,第一你不要违法,第二如果你想做道德规则的背叛者或者自创者,你也要准备承担自己行为的道德压力。

    现实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从来要人“老实”,要人“正派”,结果并不盛产,而那些随便你做什么人的地方,人们按照自己想做的去做,却基本上可以做到心口如一、言行如一,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做,少有明一套暗一套的情况。

    对此,又有一种说法,说外国文化传统不同,所以就产出了这样一种在我们看来有些像是“二杆子”的人格,贬之者说他们脑子不能拐弯、不会来事儿,誉之者说他们性格直爽,而更多的情况是视情境和场合来贬之誉之。我就不知道有什么“文化传统”,能够使人类产生出这种老实和不老实的区别。

    “巴结领导”,实际上就是不老实做人的具体表现而已。不光是被组织部长管的,等候被提拔、被任用的人,有“巴结领导”的问题;就是普通人,也未能免得了陶冶成“巴结领导”的性格。领导一出现,就能听到“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的声音。

    官场上形成“巴结领导”的风气,归根结底,无非是存在巴结领导的环境,那就是巴结领导是有用的。领导与群众,或者换言之,官员与民众,你会巴结谁?无非是巴结谁有用就巴结谁。巴结领导有用,却又要人不去巴结;巴结群众没用,反而要人去巴结,能够达到目的,我看是不可能。官员是被选拔、提拔、任用的,其间存在竞争,胜负操之于谁手,他自然就要向谁表现。

    握有“用人权”的人,难免有个人喜好。看那些民主国家,长官也是各人自有班底的,组阁无非就是用自己的班底。不过,长官从何而来,这有不同地方却是不同。长官从选票中来,还是从更大的长官那里得来,也就是任用长官这种“用人权”握之谁手,并不一样。

    每个人都有用人的喜好,这是正常的。只是社会上、官场上是否必然因此而形成“巴结”关系,可能未必。这不取决于长官的品质,也不取决于组织部的工作,而取决于长官从何而来。一个“巴结领导”的制度条件,比组织部长或长官本人“不坚持原则”,更能造就整个社会的人格弊病。

    (作者系长江日报评论员)

     

    遏制“巴结领导”办法还是有的
    作者:黎明
    来源:南方都市报
     
    全国组织部长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第5、6期培训班近日开班。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指出:要重视关心老实人、正派人、不巴结领导的人,防止任人唯亲、唯近。

      “巴结”和讨好、迎逢、奉承、拍马、投其所好等词汇的语义基本相似,它的贬义明确无误,用于表示不屑或谪贬倾向,绝不至于引起误读。这是该词汇特征之一。

      特征之二是它具备“势利”性质。等级相对高级的一方对较弱一方的示好言行,以关心、关怀、表扬、鼓励、帮助、接济、抬举、平等待人等类似词语表示,一概不称之为“巴结”。这个贬义词,属于弱势方的“专利”。

      特征之三为前两者所规定,即它是个指向心理动机的“诛心术语”。诛心泄愤有余,论人断事含混,究竟是巴结还是不巴结,全凭有裁决权的人随意而定。

      多数人认为某人人格低下、巴结领导,这不管用,因为在领导和当事人那里,可以运用一组政治正确的词汇来表示那种“巴结”,比如服从组织、服务大局、主动服务领导、党性强、组织纪律性强、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等等。

      无论什么人,如果低三下四地巴结人,一定是出于迫不得已或利益驱动;同时,几乎所有人都乐意被人“巴结”,被人关切、重视、敬重、善待和特别优待。

      有些出自公务员群体的“段子”,我想也不能以捕风捉影的谣言视之:谁关心我我就关心谁;谁不关心我我就不关心谁;谁关心我,我就关心他的正面,谁不关心我,我就关心他的反面;谁关心我我就让组织部长关心他,谁不关心我我就让纪委书记关心他——— 这些行为特点,分别派送到了组织、纪检、宣传干部和一方一把手的头上。“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调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干部的任免在交易里,工程的发包在暗箱里……宝贵的人才在悼词里,应煞的歪风在通知里”’;“推托栽赃,邀功领赏,会捧会献,杰出贡献”……

      这些段子或许政治不正确,却比“会议精神”更流行。其中有一种水平应该承认,这些段子指出了巴结领导的原因。

      领导即便不腐败,体制内的“不腐败待遇”就够享受了,更高的阶位意味着更多地“人民为服务”,一个很大的上升诱惑拉动着尽力巴结领导;组织内工作几乎没什么原创性,有创新而创新的光环也落不到下级的头上,所以比真才实学、工作强度没什么用处;多方势力分庭抗礼、局势动荡复杂的时候,因人才最贵而士风坚挺,但处于坐享其成时期的权贵,只用善于巴结的属下就够了……

      对形成巴结领导下流习惯起决定作用的,是只有领导才有决定下级官员荣辱沉浮的最终权力。

      如此这般,“我的眼里只有您”就对了,“眼里没有您”就傻帽了。不管谁怎样苦口婆心地讲道德讲正气讲手段,只要制度不变,巴结领导的“小人”决不会为说教所动。他们其实就是追逐被垄断资源的明白人、适应制度并服务制度的可靠人才,因此只有他们才能够发达与得志。

      “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洒脱,“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神圣,个人对其憧憬、欣赏可也,但对社会、对大众没什么实用性、可行性,这个就不必鼓吹了。有些国家的地方官,明知本国总统光临辖区也不出面接待,这就根本没必要劝诫官员“不巴结领导”。那些外国人并不比我们中国人更聪明、更有骨气,这说明办法还是有的,也不很难办。(作者系知名网友)

     

    不巴结领导,有活路吗?
    作者:张鸣
    来源:中国青年报
     
    中组部长李源潮近日在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提出,“要重视关心老实人、正派人、不巴结领导的人,防止任人唯亲,唯近。”话说的真好,说到人民群众心窝子里去了。但是,操作起来,恐怕有难度。当今之时,漫说官场,就是那些类官场的事业单位,学校、医院、银行,还有国有大型企业,如果你还想在里面混得好一点——不说升官发财,只求平安无事,能混下去,不比别的人差得太远。如果不巴结领导——起码,要对领导有敬畏之心,在任何场合,表现出足够的尊敬——那么,一般都不大可能。除非你的来头比较大,有个有权势的爹妈或者亲戚。

      这些年,官场或者类官场风气的败坏,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人们对于一个单位头头的不经意的吹捧,在我看来,基本上已经达到了文革期间对最高领袖赞誉的程度,只差没喊万岁了——且慢,有的地方,在酒桌上,还真有这样喊的。可以说,这几十年,肉麻话语在两个地方登峰造极,一个是歌词里,男欢女爱,该唱不该唱的全唱出来了。另一个地方,就是官场。下级对上级,巴结起来,天上地下,古今中外,所有的好词,大词,马屁词,一扫而空,而且还不断有创新。

      楚王好细腰,后宫多饿死。巴结风盛,主要是因为在上面的人喜欢这口。我有一个学生下到基层挂职锻炼,亲耳听一个县委书记说过,现在提拔干部,要三分之一能干的,三分之一听话的,三分之一拍马屁的。否则,咱们当干部,图什么?这真是大实话。听话的,其实也未必就不拍马屁,只是没有那些专门拍马的人拍的好,技术含量高而已。所以,提拔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是要巴结自己的。至于为什么还得提三分之一能干的,那是因为还得有政绩考核。地方干部,为政一方,麻烦事断不了,还要有GDP指标,光养一帮吃饭喝酒拍马屁的,到时候事干不出来,也是麻烦。但是,据我所知,那些所谓能干的人,看在干事的面上,马屁功夫可以差点,但如果“居功自傲”,或者恃才傲物,那么,或早或晚,官都干不长。最常见的情况是这样,有事的时候,想起干活的来了,事干完了,就丢在一边。就像民国初年,川军熊克武的部队,刘伯承是最能打仗的人,但从来得不到提升,一打仗就任命他为前敌总指挥,打完仗,就搁一边。

      如果连能干的老实人,命运尚且如此,那么那些能干而且喜欢提意见的人,活得就更难了。所谓忠言逆耳利于行,这种古来就被证实为真理的话,大概领导们早就忘在爪哇国里了。无论天塌地陷,就是不能逆耳,谁要是敢逆他之耳,不说让你没耳,也差不多。这些年,即使喜欢皇帝,领导们也喜欢清朝的皇帝,威风大,派头足,关键是,下面绝对没有像海瑞那样抬着棺材犯颜上奏的臣子。以人为镜的唐太宗李世民,早就被清朝的康熙乾隆取而代之,今天的千古一帝,不是三皇五帝,也不是从来公认的贤君汉文帝和唐太宗,而是康熙乾隆。于是乎,这些年,官威官派,已经上了一个新的境界。好些单位的领导,已经不能容忍手下有人对他没有敬畏之心,他必须是绝对的权威,连副手,都得对他毕恭毕敬。否则,日子就不好过。

      自古以来,凡是上面所好的事情,别的渠道,是改不了的。组织部长在老百姓眼里,是吏部天官,管官的大官,但真的要想扭转这个风气,单靠讲几次话,恐怕也不行。

  • 作者:石扉客,刘思坤
    来源:南都周刊
    一个曾当过多年记者的律师,选择了一个特别的时候,将这些“落难”记者召集到一起,开了一个特别的记者招待会。
     

     前排左为高勤荣,右为周泽,后排左为景剑峰,右为傅桦。

      11月8日下午1点,北京海淀区理工科技大厦16楼的会议室里,一场会议进行到一半,主持人周泽突然站起来,指挥在座的人调整了一下座位。“一边坐两个,对称一点好看一些”,周泽说。

      一位摄影记者正在摆弄着镜头和取光器,几位嘉宾摆好姿势,看着相机。“嚓嚓嚓”几下闪光,五个人面容镇定。周泽坐在中间,左侧是景剑峰和高勤荣,右侧是傅桦和朱文娜。这四个人,都是或者曾经是记者。

      周泽说,除了这四个人外,还有两个女记者崔帆和李敏也会前来参加这个会议。前者曾在去年停刊的《财经时报》任记者,该报停刊即肇始于她一篇报道引发的连锁反应;后者是央视社会与法频道的记者,曾沸沸扬扬至今的山西检察官进京拘捕央视女记者受贿案中的女主角。周泽本人是北京问天律师事务所的兼职律师,他所接的案子,大都是替因种种原因被羁押甚至判刑的“落难”记者辩护。已经到场和尚未到场的这六个记者中,除了高勤荣,周泽都曾经担任过他们的律师或者辩护人。

      这个曾当过多年记者的律师,选择了一个特别的时候,将这些“落难”记者召集到一起,开了一个特别的记者招待会。

      这一天,是中国第10个记者节。
     
        两个跌倒在山西的记者

      高勤荣是周泽向到会媒体介绍的第一个落难记者,他轻轻举起右手向到场媒体致意,“咔咔”的拍照声和闪光此起彼伏。

      周泽倡议到场记者自我介绍,并让后排的记者往前,坐到圆桌边,“这样才有共同体的感觉。”

      介绍完高后,周泽开始了《2008—2009年度记者权益观察报告》演讲,声音洪亮,抑扬顿挫。坐在他身边的高勤荣低头看着报告,受过伤的右手略微颤抖,“这是8年监狱生活留下的烙印。”高说。

      上世纪90年代,这位在山西媒体圈内风头甚劲的年轻记者,以频繁的监督性报道轰动山西,同时也与当地政界往来密切。

      转折点发生在1998年。该年5月,高勤荣在《人民日报》内参上发表《山西运城搞假渗灌 浪费巨额资金》一文,质疑山西运城地区一次性耗资2.85亿元的假渗灌工程。12月,“当时认为自己无所不能”的高勤荣被捕,以受贿罪、介绍卖淫罪和诈骗罪三罪并罚获刑12年。

      高勤荣在晋中监狱被任命为《晋中新生监狱报》的组长,其间他共获3次奖励,减刑4年,并于2006年12月初,服刑期满出狱

      8年的监狱生活令高勤荣无法适应时代,生活困难的时候,他一度无法学会发送手机短信,“刚出来时看到灰色的衣服,我会联想到囚服,就想吐。”高说。

      高勤荣称,他在监狱中平均每个月写了8封申诉信,无一例外杳无音信。高勤荣现在的心愿,是希望能找到这些曾经的申诉信,“我想知道它们究竟去了哪里?为什么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和高勤荣一样,属于刑满释放人员的,是景剑峰。两个人“跌倒”之地,都在山西。

      景剑峰是《民主与法制时报》原广东记者站站长。2007年年底,景剑峰赴山西调查吕梁市临县煤矿老板薛卫军涉黑问题,2008年2月,景剑峰在该报内参《情况专报》上发表《山西吕梁一黑恶团伙罪行累累逍遥法外》,该文质疑当地公安涉嫌违法。

      2008年4月26日,该案举报人成运强来北京给景剑峰递送资料,景剑峰用朋友的身份证为成运强登记住宿。5月1日,成运强以“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的罪名,被山西省临县公安机关上网通缉。

      2008年5月,景剑峰和成运强被山西临县公安带走,9月20日山西临县检察院以窝藏罪、妨害公务罪、受贿罪提起公诉。最后,法院认定景剑峰窝藏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1年。景剑峰不服上诉,吕梁中院二审维持原判。“二审判决书比一审只多了八个字: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景说。

      此番刑满释放后,他委托律师特意在这次记者节前夕提起申诉,要求改判无罪。
     
        两个和东北擦肩而过的记者

      坐在周泽另一侧的傅桦,略皱眉头,手臂放在桌上,双手合十,表情严肃。当周泽说到,傅桦是被“吉林民航的公安和吉林省公安厅的公安”抓走时,傅随即纠正,“是吉林省公安厅打黑办。”这是这个瘦小的四川人到会场后的第一句话。

      周泽看着傅桦说:“现在傅桦正在取保候审期间,他今天能来,也是下了很大决心的。”
     
      傅桦是原《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2005年3月,傅桦被调任为该报北京产经部主任。5月,急需新闻素材以表明自身业绩的傅桦,接到时任吉林民航管理局副局长、与傅桦同为校友的张广涛和其下属李申提交的材料,赴吉林采访长春龙家堡机场建设质量一事。

      在动身之前,傅桦称李申到北京塞给他5000元。傅桦起初拒绝,“我当时想,他不是张(广涛),跟我不认识,如果我老推的话他会有顾虑的,到了那边以后肯定会担心我们不尽力,人都是这么一个心理。”傅桦“一直想上交给报社”,“这样容易暴露线人”,最后没上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傅桦表示“永远不能原谅自己”。

      2005年7月14日,傅桦和同事的《质量问题安全隐患凸现 龙家堡机场延误交付背后》发表,他在报道中指出,“因质量问题返工,正是这个机场项目一再拖延的重要原因”。之后,李申再次给傅桦10000元,这是将见报稿件重新上网的居间费用。

      2007年6月15日,傅桦被吉林机场公安和吉林省公安打黑办警察带走。在看守所待了28天后取保候审。此案在一年后由吉林移交北京。3个月前,傅桦涉嫌受贿案在北京朝阳法院开庭。现在依然以待罪之身,等待着法院的判决。

       “傅桦的案子给他本人和家人的伤害是其他案子所不能比的。每次与别人谈他的案子,总是习惯性地先把手机上的电池取下来,”周泽说,“让一个记者恐惧到这样的状况,确实让人很后怕。”

      傅桦后靠在座椅上,轻轻地点了点头。

       “我有顾虑,因为我有孩子。我的孩子非常优秀,报道我的第一篇文章出来,他才知道我的事情。表情上看不出来,但他内心很痛苦。”
    “老周今天让我来,我有些犹豫。来之前我把手机放在家里面了。我爱人问我,我说我不是忘了带,而是不能带。”

      “去年一篇关于我的报道文章公开之后,我才敢出来说话。今天我之所以到这里来,是因为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事情,也不是你我几个人的事情,而是一个行业里的事情。我需要把我的遭遇讲出来,让大家知道风险,希望能保护更多的同行。”

      在这个记者节里,四个到场的“落难”记者里,法人杂志记者朱文娜是唯一的女性,也是唯一在后来全身而退的记者。

      2008年1月1日,《法人》杂志记者朱文娜发表《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的报道,批评了辽宁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几天后,西丰县警方派人到杂志社传唤朱文娜,引发曾轰动一时的进京拘记者事件。此后在舆论的巨大压力下,西丰市公安局撤销对朱文娜的诽谤立案,张志国被责令引咎辞职。

      围绕此事,朱文娜曾公开表态:“我的这次采访报道,是正常的职务行为,“我早已恢复了正常的工作,对今后也不会有什么影响,批评报道也会继续做的。”

      但这次出席这次会议的朱文娜,只是专注地看着手里的一份报告,几乎一言不发。
     
       两个没能出席的“落难”记者

      唯有周泽继续着滔滔不绝的演讲:“影响力实际上当成了权力。但影响力不是权力,影响力没有通过一种制度或者法律赋予它,无论他有没有公信力,哪怕是个瘪三,制度和法律赋予了他权力,这是权力与影响力的本质所在。

      在这份分发到每位到场记者手中的《2008——2009年度记者权益观察报告》中,周泽写道:“今天我谨向记者朋友们报告本年度我观察到的新闻记者权益与其他利益的冲突与矛盾状况,记者权益保护状况,以及有关记者权益的事件反映出来的值得关注的问题,为媒体、记者防范、应对侵害记者权益事件提供借鉴。”

      报告的后面附有《记者采访被阻挠、殴打、拘禁事件一览表》,囊括了从2008年11月到2009年10月间,全国范围内公开的33起记者被侵犯事件。

      周泽继续:“任何维权都是通过表达来实现,通过舆论施加压力,记协本身不拥有对别人强制的权力,不像香港那样,记者出事,发广告,记协会对记者进行支持。”

      “只要你牵头搞嘛”,众人附和,周泽笑了起来。

      提起了媒体被“招安”的事情,傅桦的话多了起来:“如果没有报社保护,自己就失去了根基。如果读者不知道真相,你就更加失去了根基。你就是孤立的,就是荒野里的一匹野狼。”傅桦一字一句地说着。

      高勤荣一直费劲地拿着本子记录着,他的右手在抖,以至于不得不用左手压着右手写字,所以写得很慢。“我有时候写字用右手,有时候就用左手。”

      景剑峰现在依然很忙碌,虽然他已经不再是记者,短短一个多小时内,手机六次响起,不得不频频走出会场接电话。“我来这里的初衷,就是为我们记者的正当权利讨个说法,为我们记者这个弱势群体去呼吁。”景说。

      朱文娜依旧话极少,她一直低着头看报告,翻页很慢。会议尚未结束,她就向周泽先行告退了。

      接下来的自由讨论阶段,是两个问题:记者有没有公权力?记者构不构成受贿罪犯罪主体?

      “我认为记者只存在职业道德问题,不属于刑法上受贿犯罪的主体,我也写了洋洋洒洒的上万字的论文来论证。”周泽表示这是他的一贯看法,“记者是官是民?当然是民了。无论记者属于哪个媒体,关键看行为本身是不是赋予了权力属性。”
     
      高勤荣点头:“记者上面还有编辑、副总编、总编呢,(记者)哪来的权力呢?”

      四个人里面,生活和工作都没受到影响的,只有朱文娜一人。她依然是《法人》杂志社的总编室主任,只是愈加谨慎。鲜为人知的是,朱文娜的丈夫是北京某区法院政治处领导。在回复记者的短信里,她表示在那段时间里,爱人对她非常支持,但更多的支持来自媒体的同仁们。朱特意强调,“我爱人对我的支持和他的工作性质与职务没有关系。”

      作为曾经的记者,现在的待罪之身,傅桦目前的主要工作是关在家里写书,确定了选题联系好书商后就开工,他有几分得意于他的工作效率。“没有工作就没有尊严。我写的《唐骏正传》,卖了8万多册,收入20多万。现在争取每年写一本书。”傅说。

      景剑峰没有傅桦的幸运,至今没有正式工作的他,依然在为申诉而奔走。

      高勤荣干的虽然还是老本行,但实际上已经主要偏向经营了。他称出狱后现实了很多,为了生计,打算“不再斗了”。

      一直到会议结束,众人仍没能等来李敏和崔帆。

      周泽估计崔帆因孩子尚小需要照顾未能出席。“李敏答应来又没来,我估计她还是担心,毕竟她现在还是在缓刑期间啊。说再抓进去就抓进去了!”周泽叹着气说。没能等来这个今日到场媒体最为关心的落难记者,显然成为这个会议上最为遗憾的事情。

      就在3个月前,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李敏有期徒刑3年,缓期4年执行。据称,李敏当庭认罪并获释,

      自此,这个年方三十余岁的前央视女记者深居简出,鲜见公开露面。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60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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